结合社会生态模型的核心理念与原则及绿色空间与体力活动的特点，绘制基于社会生态模型的绿色空间对体力活动的影响机制图(图5)。重点分析绿色空间要素对体力活动影响过程中个人及社会因素的调节作用。此外，根据相关文献结果，对影响体力活动的绿色空间要素进行归纳，进一步分析绿色空间对体力活动结果的影响。

 

 

对检索得到的研究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发现绿色空间对体力活动的影响受到人群特征、社会经济特征等因素的调节，主要体现在针对不同人群特征及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绿色空间建设存在类型、规模等的差异。

 

 

体力活动促进面向所有群体。已有大量研究[31-33，42]基于社会生态模型分析不同年龄群体参与体力活动的影响因素，发现绿色空间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的体力活动水平有不同的影响，体现在影响要素及影响结果的差异。

 

澳大利亚的Project PARK研究是一项针对儿童、青少年、老年群体的定性步行研究，调查了公园特征对3个年龄段群体参与体力活动的影响。结果显示，配备攀爬架和秋千等多种游憩设施的公园更能吸引儿童，并鼓励儿童参与以公园为基础的体力活动[43]；对于青少年而言，运动场地、大型开放草地空间及运动设施是鼓励体力活动最重要的3个因素[44]；尽管老年群体具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但是到访公园的频率很低，老年人在公园进行的体力活动主要为散步，因此更注重步行道的设计，偏爱宁静的环境，重视环境的安全性[45]。

不同年龄段群体对绿色空间需求的差异体现了不同年龄段群体的健康追求及对环境和体力活动类型的偏好差异，老年群体可能由于健康需求进行体力活动，而儿童和青少年几乎不可能为了远期健康而进行规律性锻炼。

 

 

世界范围内开展的大量绿色空间对体力活动影响的实证研究表明，由于国家或区域之间的社会因素差异，导致绿色空间对体力活动影响结果不一致。而萨利斯(Sallis)实施的一项国际横断面研究[46]针对10个国家的14个城市开展城市环境与体力活动的相关性调查，确定了造成成年人体力活动差异的城市环境属性。其中，公园密度与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具有一致的相关性，公园密度的不同引起了体力活动水平的差异。

 

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不同城市之间也存在差异。2018年《基于咕咚App的中国城市体力活动报告》显示，体力活动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等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体力活动支持型绿色空间的兴建。

 

类似的环境差异还体现在乡村和城市之间，利用CGSS 2010调查数据展开的城乡居民规律性体力活动与支持性环境的相关研究[47]发现，空气污染和社区的体育锻炼适宜性是影响城市居民规律性体力活动参与的环境要素，而影响乡村居民规律性体力活动参与的主要环境要素是水污染、噪声污染和社区的体育锻炼环境的适宜性与设施的丰富性。针对同一个地区的研究指出，绿色空间周边用地性质的差异也会影响绿色空间要素对体力活动强度的干预[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