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遗产保护的景观方法——HUL理念中国化技术性策略探索

 

摘要:相较于对城市遗产日臻成熟的理解，中国现行城市遗产保护方法仍处于滞后状态。引入城市历史景观(HUL)理念，以历史文化传承为目标，在中国传统和现实语境下，提出将景观特质作为遗产活化利用的着力点，以景观特质为核心的HUL理念中国化技术性策略。提出在空间、时间、感知3个维度下采取递进式的方法进行HUL单元识别，再以融入衔接、动态监测2条路径实现HUL变化管理。为中国高质量人居城市特色营造提供新思路，为城市遗产保护提供技术性策略支持。

 

关键词:风景园林;城市遗产;城市历史景观;景观特质;景观单元二技术性策略

 

国际倡导的人居发展方向和中国目前所处的存量发展阶段都对城市历史文化传承和特色延续提出了更高要求，人们逐渐认识到隔离式保护所产生的“孤岛效应”割裂了历史城市的连续文脉，对“突出普遍价值”的一味追求造成了对地方性“平民价值”的长期忽略，以“一刀切”的条例禁止一切建设更使一些遗产资源遭受“消极等待”。进入21世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逐渐倾向使用“景观方法”突破困境，城市历史景观(HistoricUrbanLandscape,HUL)应运而生四。

 

UNESCO在2005年发裘的((维也纳备忘录》和2011年发裘的《HUL建议书》被认为是对日UL理念最具指导意义的2份文件。遵照相关保护文件的阐释，日UL既是一种资源(事物性的组成)，又是一种理念性方法和思维模式。在中国城市规划和遗产保护领域，日UL甚至成为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并且UNESCO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WHITRA即在中国设立了日UL试点城镇}z}。然而，经过十余年的发展，HUL理念尚来在中国相关领域实践中得到广泛推广，对于在中国落实这一理念的技术性策略研究也较为少见。因此，本文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剖析日UL核心理念，并尝试将这一理念向实践应用转化。

 

1三重语境下的HUL核心观念解读

 

HUL理念的产生是遗产领域经过长期争论发展而来的，也是国际遗产保护相关政策中与“景观”概念相契合的核心观点的逐渐累积。以遗产领域关注的核心内容为框架，在文化景观视角下[3]，结合中国背景的文化内涵，三重语境下解读HUL核心观念，厘清其内涵，归纳其为“公众共同价值导向”“保护对象的整体性”“融合式的变化管理”。

 

1.1公众共同价值导向

 

HUL强调作为社会价值的“公众共同价值”导向，具有强烈的地方性和多元性特征，从关注对象角度理解，其不仅关注特殊遗址遗产空间，还将对象扩展到“平民化”的生活环境，从价值主体的角度来说，则是从不同学科的专家评价发展到普通公众的感知识别。

 

 

价值认知是遗产保护的核心，从国际遗产保护宪章中可以发现遗产价值的认知标准不断演变：从教育与功能相关的纪念性价值逐渐演变为多元化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后又演变为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价值。传统“自上而下”的价值体系下，存在“对固定价值类型理解的接受和强化”“不同学科专家评估导致的特殊利益倾向”[4]等问题，以“人”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认知，则将“人”与“时空”看作互动的有机整体，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诠释社会(人)与时空的关系，这一过程并非传统意义的价值评价，而是作为“体验”的公众感知信息收集、归纳(图1)。

 

 

文化景观中强调“共同演进的人地关系”，这种与环境决定论对立的思想将“人”与环境置于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进行考虑。客观的纯自然时空增加了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属性，可持续理念下，时空的社会属性不断得到重视，反映到价值体系之中即为传统价值导向到社会价值导向的演变趋势。

 

1.1.3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下的“听于民”思想

 

中国古代春秋时期便有“国将兴、听于民”之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城市发展建设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更提出了“人民城市”的概念，与“海绵城市”“智慧城市”等普适于任何国家的城市理念不同，“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观表现出显著的中国特色[5]。HUL“公众共同价值”导向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通，更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要求。

 

1.2保护对象的整体性

 

HUL强调“保护对象的整体性”，其内涵包括空间上的相关联地域、时间上的过去与现在、感知上人对景观时空维度的多样回应。更广泛、多维度的概念内涵使HUL保护对象具有渗透性、边界不确定性的特征[6]。

 

 

“完整性”(Integrity)是遗产保护的重要原则，其概念内涵在领域内不断讨论，人们对其理解也日臻成熟。从《威尼斯宪章》到《西安宣言》，国际宪章中相继提出整体(Ensembles)、周边环境(Surroundings)等概念强调完整性原则。2005年《维也纳备忘录》中，景观(Landscape)正式进入遗产领域视野，这一概念涵盖更广泛的范围，并且其具体所指具有一定模糊性，强调了遗产保护完整性包含的诸多因素，同时提出关注因素间的重要关联。

 

 

文化景观强调整体性(Holistic)系统观念，景观概念从最初的感性整体表达发展到不同学科分化的理性研究，后在系统论思想被广泛认可的背景下又被重新整合。这一发展过程中，景观的本质被认为不仅包括空间维度，还包括人的感知维度及时间维度，同时3个维度并非独立，而是一种相互重叠的连续整体[7-8]。

 

 

自古以来“天人合一”便是中国人对于环境认知的基本观点，这一立体化的基本态度将时空与人看作一个有机整体。中国人一直以来追求的理想人居环境是一种多维一体的诗意栖居，HUL“保护对象的整体性”符合中国文化传统，也与今天的“美丽中国”愿景一脉相承。

 

1.3融合式的变化管理

 

HUL接纳“变化”，强调“融合式的变化管理”，尊重适度的变化，干预不利的变化，将城市遗产保护纳入广泛的城市发展框架之中，协调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真实性”(Authenticity)是遗产保护的另一重要原则，城市遗产的“活态化”性质使部分专家学者陷入“忒修斯悖论”之中，认为既往的真实性原则难以评估。而从2005年补充的《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提出“文化连续性”(CulturalContinuity)概念开始[8]，遗产领域逐渐强调时间层面上的“层积性”(Layering)和空间层面上的“连续性”[9]，更有以动态发展的“层积、连续”标准取代传统“真实性”标准的思辨。即便发生变化，但判断其并未破坏层积性的连续传承，则依然满足真实性原则。这一思辨下也标志着“变化”逐渐被遗产领域所接纳，同时也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与遗产保护整合带来了机遇。

 

 

文化景观视角下，文化包含代际间传承的内涵，因而景观在不断变化中延续身份，具有动态延续的本质。多学科交叉性是景观学科的基本特点，景观方法对社会经济发展背景的适应可以概括为“整合性”，可以理解为系统、结构主义、融合式的方法(Integratedapproach)。

 

 

中国古代即有对宇宙万物变化的认识，“易”与“行”、“变”与“化”蕴含着中国哲学对世界万物的变化本质认识[10]。古有大禹治水，疏导为主、顺应变化，后有康有为万物自变、公车上书，从古至今，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下对变化的理解是深刻的，对变化的态度亦是接纳的。从主体的角度出发，中华民族“内方外圆”的理想人格更加表现出对变化管理更深层次的理解，对于本质上核心的重要内在需“方”——不变，而对于表象上外部的周边则可“圆”——可变。

 

HUL产生于UNESCO提出的纲领性指导文件，其主要意义在于为相关领域带来新的思维模式和发展方向，本文认为其倡导的核心理念与中国社会文化背景相符合，适宜运用其解决中国城市遗产保护中的相关问题。而在实用主义下，应用其解决现实问题应是关注重点，即将HUL由抽象理论转化为实践工具，将复杂、深刻思考的认识转化为简便化、条理化的行为程序或运作流程，这一转化过程的关键在于找准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