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L中国化技术性策略研究需要兼顾其理念的具体落脚点及中国应用语境。以景观特质的“认知-保护”为内在逻辑，统筹中国特色HUL的应用原则，在保护的不同阶段提出技术性策略并阐述其要点，最后进行实践验证(图3)。

 

 

 

其一，面向坚持文化自信国家战略，HUL单元识别过程需将时空维度识别结果放在中国地域公众感知背景下，并将感知维度置于决定性位置，进而突破传统西方话语权下对需要保护和延续内容的判断。其二，面向城市更新国家战略，HUL单元识别采用量体裁衣的方法，在城市文脉中加入超越建筑范畴的更加细节的城市要素，如景观概念下的自然、社会、时间及感知要素等，使不同保护区的独特价值能够被深入挖掘，使得城市更新“留改拆”更加科学、精准。其三，面向产业数字化转型国家战略，HUL单元识别及其保护的“输入端”以数据要素驱动，最终“输出端”也以数据信息实现，迎合数字信息时代需求。

 

 

其一，针对现行以隔离式二分法划分保护区内外，进而形成的保护区“孤岛效应”，HUL单元强调连续的全域覆盖方式，消除城市整体范围中的保护区内外失序。其二，针对现行城市保护的主流方式仍是自上而下的精英决策模式，进而形成对地方性“平民价值”的长期忽略，HUL实践工具以公众共同价值为导向，按照全程参与的理念在单元识别过程、单元划分结果、保护实时监控等遗产保护全阶段提供技术平台支持。其三，针对地方政策常以“一刀切”的形式严禁历史地段内的一切城市建设，进而形成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平衡失控，HUL实践工具充分尊重活态城市的有机体本质，单元识别以不同区域景观特质为依据，保护过程中精准控制不同单元保护内容变化，细化“可变”与“不可变”的范围，成为一种更加灵活的保护技术方法。

 

 

考虑中国当下所处的存量发展时代，城乡规划体系是城市资源配置、空间响应等方面决策的关键支撑系统，这一体系下常使用的专业术语是“风貌”，HUL实践工具与城乡规划体系中的历史风貌保护对接更具实际意义。尝试从历史保护区的保护规划、一般地块的城市设计管控，以及我国“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框架几个方面入手，考虑技术方法与实际应用的衔接。

 

 

在城市遗产保护的调查研究与界定阶段，需要明确保护对象的空间范围并界定保护的核心内容，HUL语境下，这一过程对应“景观特质认知”。借鉴类型学、城市形态学、LCA、空间结构分布理论，提出景观特质分类是通过系统性的符号对整体、复杂、几乎无限变化景观的“深层结构”认知，划分出“内部同质、外部异质”的景观单元，本文进一步界定这一过程为“HUL单元识别”。单元识别的关键技术要点为：

1)兼顾HUL理念与中国特色背景进行识别要素选择；

2)提出认知逻辑正确、具有可操作性且识别结果能够对接中国管理体系的识别技术方法。

 

在HUL单元识别过程中，针对多维度景观特质单元的识别，采取传统单一的专家解释及分析(Expert-basedclassification)或自组织分类(Automatedprocedures)方法都难以实现HUL理念要求。对于这阶段的技术难点，本文提出在空间、时间、感知3个维度下采取“递进式”的方法进行HUL单元识别，从空间、时间、感知3个维度筛选识别要素，空间承载的时间切片划分与切片间逻辑关系要素内容的识别需要以中国城市发展特征和特质禀赋进行判断，时空维度的识别结果还需要进一步在中国地方性公众感知下进一步修正；识别技术方法兼顾景观特质认知规律的合理性和其作为管理工具的可操作性(表1)。

 

在整体思路上，首先识别“作为对象的景观”，再以其结果为框架识别“作为感知的景观”；在“作为对象的景观”中，空间维度要素通常具有“真实”边界，相对较容易提取，同时其适宜作为其他维度要素的背景框架。将整体性的复杂景观划以不同维度实质上是将其层级结构化的过程，空间维度的景观特质属于表层结构，而时间维度、感知维度的景观特质则属于深层结构，这一“递进式”识别是由表层到深层的认知过程。

 

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识别结果的最终形式是在空间上的范围划定，因而可以将时间维度的景观特质看作是对当下空间维度信息的细化，而这种增加细化级别的识别活动在空间尺度上的反映则是景观单元从“第一级”的大尺度细化到“第二级”的小尺度；在数据的类型上，空间维度数据客观性最强，时间维度包括时间深度、层积模式的判断，因而存在一定主观性，感知维度数据主观性最强，相对应的分类技术方法将生物物理方法与解释分析方法相结合。如上所述，HUL单元识别的整体方法框架，以“空间维度-时间维度-感知维度”为步骤逐步进行，层层深化。

 

 

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哈尔滨为例，动态化视角下，在市域范围内突破行政边界概念，分析1980—2018年土地覆盖变化(这一尺度下判断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最直接指标)继而确定研究范围，以案头研究的方式收集空间维度筛选出的12项景观特质要素数据信息，并根据不同数据的类型特点具体划分为栅格类数据、矢量类数据及渔网分割类数据3种类别，通过ArcGIS、QGIS、OSM、CAD、Dethmap等平台工具将数据标准化处理，在ArcGIS平台统一后建立空间维度下景观特质要素数据库。将哈尔滨城市历史景观区域划分为84342个100m×100m的景观特质细胞，每一个景观特质细胞视为一个承载12项景观特质要素信息的HUL单元最小单位(图4)。

 

这一维度下，以自组织分类(聚类)的方法识别HUL单元，综合考虑不同聚类方法的可伸缩性、不同类型、多维度数据处理能力等方面要素，选择二阶聚类为自组织分类的聚类算法，通过SPSS软件对84342个样本单元进行聚类分析，划分出6种景观类型。

 

 

按照中国城市演进特征，将哈尔滨城市历史演进断层为近代城市雏形形成、近代城市持续发展、重点建设工业发展3个时间切片，以历史资料转译的方法将不同切片的历史信息空间落位，建立时间维度景观特质要素数据库。

 

这一维度下，以量化分析参照下的专家解释分析方法识别HUL单元。应用数据库信息，分析景观特质信息聚集区，将多重信息层叠加，筛选出主要信息层，并得到12个景观特质聚集区“斑块”(图5)。以空间维度下得到的HUL单元初步识别结果为框架、12个“斑块”为切入点展开实地调查，借鉴林肯城镇景观评估体系的单元划分方法[15]，进行HUL单元识别深化。为提高识别准确性，以上步骤经过几次反复循环，最终划分出49个HUL单元。

 

 

感知维度识别是中国特色HUL实践过程中的特色、关键步骤，将感知调查主体范围划定为社会公众，并进一步分为居民和游客2类。感知维度景观特质要素数据收集围绕公众共同价值识别展开，研究以实地访谈结合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有效问卷394份、有效访谈回复221份，统计感知调查获得的信息数据，建立共同价值语义场，并提炼出“顽强精神”“场所感”等15项语义要素作为哈尔滨城市历史景观共同价值类型，进而识别出感知区域划定范围内的哈尔滨HUL单元所承载的共同价值。进而，按照“价值-载体”途径，以专家评判的方式辨别各HUL单元共同价值对应的时空维度景观特质要素，即识别出感知维度下的HUL单元景观特质要素(图6)。

 

这一维度下，以公众参与性的解释分析方法对时间维度下识别出的HUL单元深化结果进一步修正。基于各HUL单元感知维度景观特质要素修订其主要信息层，结合识别出的感知边缘区，继续使用时间维度下“单元划定-实地调查-数据分析”反复循环的专家解释分析方法修正HUL单元边界，最终识别出40个哈尔滨HUL单元(图7)。

 

 

在城市遗产保护的政策制定与管理阶段使用，需要为核心保护内容延续提供保护政策与管理方法制定的技术性支撑，HUL语境下，这一过程对应“景观特质保护”。基于单元识别结果，借鉴历史景观保护管理与修复、类型形态学、城市意象、场所文脉理论，提出基于变化管理、融入城市整体发展框架的“HUL保护”技术性策略。HUL保护的关键技术要点为：

 

1)定位HUL保护内容融入中国现行城市保护体系的路径衔接点；

 

2)应用HUL保护动态监测技术，在动态变化中保护管理核心内容。

 

中国相关法规条例所强调的“历史风貌保护”目标及实际意义与HUL内涵相一致，以此为路径衔接点，将HUL保护内容融入中国历史保护区保护规划、城市设计管控、国土空间规划，保障其发展延续；HUL保护动态监测技术方法中，在中国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利用数字化信息技术，准确、高效实现保护核心内容的变化管理。

 

 

对于这阶段的难点，本文提出以单元管理为基础，并进一步通过融入衔接城市规划体系、动态监测城市历史景观2项策略，促进“城市历史景观”向“景观特质延续的城市历史景观”转变(图8)。

 

4结语

 

本研究以城市文化传承与特色延续为出发点，引入国际倡导的新世纪城市保护理念——HUL，以中国应用为导向系统性剖析其理念内涵，建立了由理念向实践转向的整体框架，并提出了HUL中国化技术性策略，总结HUL中国化从概念到实践全过程要点如下：

 

1)概念阶段，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HUL核心理念为“公众共同价值导向”“保护对象的整体性”“融合式的变化管理”；

 

2)概念向实践转向阶段，中国特色景观特质作为价值的载体、对象间的连接及变化的界定尺度，适宜作为HUL理念向实践转向的着力点；

 

3)实践阶段，以“空间-时间-感知”递进式的HUL单元识别为技术性策略界定保护空间范围与内容，再通过“融入衔接”“动态监测”的HUL保护技术性策略支撑核心保护内容的延续。

 

新形势下将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置于突出位置，城乡规划管理体系、城市遗产领域研究在敏感捕捉国际前沿理念的同时，更要融通中外，基于中国的独特传统和现实语境探索其应用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