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前述研究和相关文献开展城市滨水空间活力的潜在因素检验，通过数据整理发现岐江河滨水空间500,500-1OOOm地带建设情况相似，因此选取岐江河岸线外500m步行范围内的滨水地带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计算各单元的区位可达性、用地比例、居住人数、滨水地带POI设施、路网密度，并与各滨水空间单元的活力进行地理加权回归，检验滨水活力影响因素的空间作用机理。需要说明的是，为消除某一时刻数据的偶然性因素，这里的活力值取用}o天的均值。

 

 

1)滨水地带区位可达性。滨水地带区位可达性表示城市滨水空间单元与城市中心的联系程度，一方面表征滨水单元的区位重要性；另一方面表示与城市中心的紧密程度，越是靠近城市中心，对人群活动的吸引力越大[21]。以岐江河滨水地带(500m内)的空间单元到中山市中心、各镇中心的时间表征各单元的区位可达性。通过高德API爬取各空间单元到各中心的驾车出行时间，忽略各中心的等级差异，取最小值视为滨水空间单元到城镇中心的距离，并采用z-score标准化方式计算区位可达性：，式中，Tmin代表最短时间。

 

2)用地比例及居住人数。滨水地带现状基础即能够承载人群活动的物质环境基础[28]。滨水地带用地种类多样，能直观反映城市建成区开发建设情况的用地主要有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A)、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绿地(G)、居住用地(R)、工业用地(M)和仓储物流用地(W)6类，选取6类用地面积占比及居住人数来测度滨水地带的现状基础，并采用z-score标准化处理，即用地占比，式中，Sij代表j单元格内i类用地面积比例(为了简化计算，将A、B2类用地合并计算，简称为“商办用地”，将M、W2类用地合并计算，简称为“工业仓储用地”)；居住人数，式中，Ri代表每个单元格的居住人数。

 

3)滨水地带POI设施。为评价滨水地带的设施功能完备程度，爬取高德地图餐饮、娱乐、购物、交通、旅游景点、住宅、企业7类POI设施，通过香农指数计算其多样性，即，式中，H代表滨水地带内设施的多样性；Pi代表i类设施的数量占总设施数量的比值。

 

4)路网密度。路网密度是评价城市道路网是否合理的基本指标之一，计算每个单元格的路网密度以评价各单元的道路通达性，并采用z-score标准化处理，得到路网密度，式中，Li代表i单元格的道路长度；Si代表i单元格的面积。

 

 

通过ArcGIS对滨水地带活力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MoranI指数为0.799，p值为0.00＜0.01，在统计学上显著，且z值为正值，说明滨水地带活力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考虑到空间活力的相关性和异质性，为说明上述8类指标与滨水地带活力之间的关系，通过地理加权回归分析来检验。ArcGIS地理加权回归分析得到调整决定参数R2为0.900，AICc值为187.470，说明回归模型与观测值有着非常强的拟合性，解释度足够充分；分析结果的条件数(cond)结余在0~30，表明不存在局部强多重共线性；LocalR2皆大于0.96，说明回归模型与因变量的拟合程度非常高。

 

由地理加权回归分析(表3)可以看出，居住人数(Vi)、居住用地(XR)比例、公共服务设施多样性(H)、绿地(XG)比例、路网密度(Di)、商办用地(XAB)比例6类因素对滨水空间活力有较明显的影响，而工业仓储用地(XMW)比例和区位可达性(Wt)对滨水空间活力的影响较小。

 

 

4.3.1共性因素

 

由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空间权重分析可以得出，影响滨水地带活力的共性因素有居住人数(Vi)、居住用地(XR)比例、公共服务设施多样性(H)和绿地(XG)比例，即这4类因素与滨水空间活力的相关性大部分呈现同正同负的趋势，但不同区域也存在影响程度的差异。

 

由地理加权回归得出了影响因素在每个地区的影响系数，可知各个因素对每个地区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从地理加权回归参数的中位数和全局平均数来看,与滨水地带活力呈正相关且相关性较大的为居住人数(Vi)，其次为绿地(XG)比例，公共服务设施多样性(H)虽对滨水空间呈现较弱的正相关，但仍具有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因此对于滨水地带，保证居住人数、优化蓝绿空间、提升公共服务设施多样性对滨水活力发展有明显的提升。

 

居住人数(Vi)在外围与滨水地带活力呈较强的正相关，在中心区却呈较弱的相关性，同时居住用地(XR)比例对整体滨水地带活力呈负相关，意味着城市中心滨水地段的居住功能削弱了地段的吸引力，但是适度的高强度住宅开发则为活力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因此，中心区域的直接临水地段应严格控制居住用地比例，同时可集约开发以保证滨水地带的人气。

 

可能的策略包括：岸线区域应以绿地与服务设施为主，打造更具开放性与亲民性的滨水空间；居住用地不建议布置在直接临水的岸线区域，但距离岸线1000~2000m的居住用地功能是滨水活力的重要影响因素(表3)。

 

 

滨水活力的异质性因素意味着各影响程度随着地段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的作用机理。对主要相关的6类因素进行相关系数的空间分析，得到影响因素解释变量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图9)。具体地，滨水活力的异质性影响因素包括路网密度(Di)和商办用地(XAB)比例，即与滨水空间活力的相关性大部分呈现正负不同的趋势。

 

在北部火炬区，商办用地(XAB)比例与滨水地带活力呈正相关，但在南部地区则呈负相关，说明北部地区主要以就业功能的服务设施活力为主。在北部工业集中区，路网密度(Di)对滨水地带活力无明显促进作用，而在南部，居住生活区路网密度(Di)对滨水地带活力呈现较强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城市中心及以居住生活为主的地区，适当增加小街区密路网可提高滨水可达性，但在外围加密路网的效果则一般。

 

深入分析空间异质性可知，滨水活力受主导功能影响较大，例如中山北部以工业园为主，受日常通勤影响，滨水地带活力较高，即吸引的就业人群较多。可能的策略包括：

 

1)对于东北部火炬工业园区，滨水地带应以丰富绿化和公共服务设施为主，可在商办区域提高滨水空间的可达性，但提高滨水地段路网密度的效果有限；

 

2)中南部以生活性服务功能为主，在丰富滨水空间绿化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同时，建议优先布局商办功能用地，使滨水空间与休闲娱乐活动有机结合。

 

 

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滨水地带活力影响因素分析裘明，绿地比例、公共服务设施多样性、居住人数与滨水地带活力呈正相关且相关性较大;而居住用地比例与滨水地带活力呈负相关趋势，因此滨水地带要适当减少居住用地建设，同时发挥滨水空间的独特优势，加强滨水地段的空间品质建设，尤其增强公共绿地的空间供给并确保准入性。但不同区位的异质性也说明提升滨水活力应注重规划设计的针对性:

 

1)居住人数、居住用地比例同时出现于加权地理回归方程，但正负系数相反，意味着滨水地区有限的住宅用地既要减少门禁社区的隔离范围，又要确保一定数量的居住人数;

 

2)绿地比例、路网密度对滨水活加勺正向促进作用呈现从中心到边缘递减的现象，公共服务设施多样性、居住人数对滨水活力的正向促进作用呈现从中心到边缘递增的现象，因此对于滨水地带的活力提升要因地制宜、合理引导。

 

 

滨水空间活力是构成城市特色景观的重要因素，从滨水公共空间系统化营造开始，通过整体性的城市设计把握整个片区的空间秩序，建立滨水与城市腹地的区域联系，是滨水空间未来更新发展的新思路固。因此，滨水地带的城市社会活动特征及滨水环境对人的行为的良性引导成为滨水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

 

总体上，应对城市未来滨水区的发展，本研究不但证实了一般性的规划设计经验，更通过实证数据给出了各类影响因素的空间作用范围，理清了共性、异质性因素的分析过程，为其他类似地区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研究参考。要说明的是，尽管本实证研究的回归方程包含公共绿地的数量指标，但主观性的建筑群体和山体等景观感受未能参数化，加之不同城市空间活力的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尚待后续研究的深入以加强滨水。

 

区规划的针对性。

 

本研究是基于滨水空间规划设计的一次探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数据存在一定的偏差，只讨论了数据总量的特征变化，未讨论不同属性人群(年龄、性别等)的滨水空间活动差异;

2)只粗略考虑了研究范围的规划适应性并选取了500m与500-1OOOm2条滨水空间地带进行研究，并未对此研究范围有一个严谨的讨论，未来需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