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公园可达性水平差异显著

 

计算不同时间阈值下各居民点的公园可达性指标（表4）。当公园可达性最小值为0时代表该居民点无法抵达任何公园。标准差为公园可达性指标的离散程度，该值越大表示不同居民点之间公园可达性差异越大，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平性。

 

结果表明：

 

1）当=10min时公园可达性最差，虽然此时公园可达性最大值远高于其他时间阈值，但总体而言，无法抵达任何公园的居民点最多，公园可达性差异程度也最t0t0t0大；

 

2）不同时间阈值下平均公园可达性差异较小，但当从10min升至15min时，标准差降低，说明此时段内的增加对公平性提升最大，但当继续增加时，标准差逐渐增加。




 

 

 

在不同时间阈值下，从研究区域中各居民点的公园可达性水平的空间分布来看（图3），有如下3点特征：

1）=10min，城市东北部和南部边缘小块地区的居民点的公园可达性较好，其他区域较差；

2）=15min，公园可达性高值区域扩大，旧城中心区靠近抚河段的居民点公园可达性提升明显；

3）=30min和=45min，公园可达性较好的区域进一步扩大，公园可达性低值区域主要位于旧城中心区东部和城市西南部边缘、东北部边缘。




 

 

采用热点分析（Getis-OrdGi*）进一步探究不同时间阈值下各居民点的公园可达性水平的空间格局，结果表明，不同时间阈值下各居民点的公园可达性均呈现出相似的空间格局，城市东南部、旧城中心区至西北部为冷点区域，东北部和西南部为热点区域，与前述分析结果基本一致。随着时间阈值的增加，热点逐渐向旧城中心区移动，表明增加旧城中心区内居民的出行时间有助于提升公园可达性（图4）。

 

 

1）公园可达性高值或极高值区域主要为城市东北部和西南部的城市新区，该区域自然条件优越，新建公园数量较多，尤其是中心城区内最大的公园——艾溪湖森林湿地公园以及沿赣江、象湖分布的公园群周边公园可达性更高。

 

2）旧城中心区以东至城市东南部边缘、城市西北部为公园可达性低值或极低值区域，该区域主要发展文教科研和现代工业，未建设大型公园。

 

3）旧城中心区为公园可达性低值或中等区域，该区域人口密度高，但公园普遍较小，公园供给无法满足大量人口的需求，在出行时间较短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更为严重。

 

 

 

综合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分析不同时间阈值下南昌市居民点公园可达性的平等程度（图5），结果表明，研究区域内公园可达t0性高低值的分布均衡性处于较低水平。

为10min时，曲线弯曲程度最大，基尼系数为0.769，享有公园资源最少的25%居民仅占有不到1%的公园资源，而享有公园资源最多的1%居民占有了高达30%的公园资源，公平性最差；为15、30和45min时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606、0.551和0.570，均大于合理值（0.400），说明南昌市中心城区居民在享受公园资源方面差距较大，各个居民点公园可达性的不平等现象明显。

 

3.3公园资源与人口密度失配


 

 

为验证公园可达性与人口总量是否存在供需不平衡以及识别供需不平衡的区域，使用双变量局部莫兰指数测度不同区域公园可达性与人口密度的耦合程度，结果表明，南昌市中心城区公园可达性与人口密度存在明显的空间错配，尤其是空间负错配（表3、图6）。




10min时，负错配最明显，随着时间阈值的不断增加，旧城中心区由空间负错配区转为正匹配区。总体而言，南昌市公园资源与人口密度耦合情况可分为以下4种：

 

1）空间负错配区主要分布在旧城中心区及城市西部地区，公园服务能力短缺，但该区域交通便捷，小型公园较多，随着出行时间增加，大部分地区转变为正匹配区域；

 

2）空间正错配区零星分布在公园资源丰富、人口较少的城市西南部新区，公园服务过剩；

 

3）空间正匹配地区主要分布在旧城中心的抚河段，该区域公园较多，公园服务能力与人口数量相匹配；

 

4）空间负匹配地区分布于公园和人口均较少的城市边缘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