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林业大学围绕菊花开展全面研究

 

师从陈俊愉院士，从事菊花科研30余年，戴思兰及团队围绕菊花展开了全面研究。从菊花历史和文化研究到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和评价，从主要观赏性状形成机理的研究到培育适宜产业化生产的新品种，再到研发适宜产业化的高效、节能、环保、轻简化栽培技术，取得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科研成果。

 

在菊花历史和文化方面，完成了中国古代菊花谱录的园艺学考证、中国古代菊花诗词的考证，探讨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菊花的文学意向。在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和评价方面，收集并保存了1200余份盆栽大菊品种、100余份露地小菊和50余份切花菊株系、20余个野生种；完成了800余个大菊品种连续10年的形态观测记载，建成了中国传统菊花品种数据库；使用分子标记技术建立了菊花品种鉴定技术体系，目前的鉴定系统可鉴别1600余个菊花品种；基于多种分子标记对现有样本进行分类、鉴定和品种间亲缘关系研究，发现不同品种群中含有的野生菊属植物的遗传成分不同；利用建立的评价方法，筛选出优异杂交亲本、分子育种受体材料以及可直接用于产业化生产的优异种质。在主要观赏性状形成机理的研究方面，解析了菊花花色、花型、开花期和抗逆性等重要观赏性状形成的遗传机理，发表研究论文300余篇，

获批技术专利5项。在新品种培育方面，获得3个切花菊、8个盆栽大菊和20余个露地小菊授权新品种，其中4个小菊新品种通过北京市良种审定。此外，研发完成“中国传统菊花品种产业化生产技术”“盆栽小菊产业化周年生产技术”“切花菊产业化周年生产技术”“早花露地小菊培育系列技术”等一系列高效节能生产技术。

 

戴思兰关于菊花起源的研究以及在菊花花色形成机理和菊花种质资源的研究上，获得了国际园艺学界的高度关注。在她看来，了解菊花的起源，是研究其他问题的基础。一方面，菊花起源是现代园艺史上一个谜团，是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菊花从原始野生种演化为今日丰富多样的品种经历了3000多年的历史，品种之多、变异之繁堪称世界园艺育种史上的奇迹。但其文字记载非常模糊，使得品种演进的历史无从考证。另一方面，菊花起源于中国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共识，阐明菊花起源问题也是中国园艺学者责无旁贷的任务。

 

 

“在当今世界花卉产业中，菊花的产值和产量始终位居前列。菊花起源研究对当代菊花产业具有重要意义。”戴思兰说。首先，理解品种起源和演化的历史，可以厘清品种来源，从而有助于进行品种鉴定和品种分类，为实施有效的品种保护提供技术支持。这一点在现代花卉产业日益尊重知识产权的大背景下显得格外重要。同时，理解性状的演化规律有助于开展符合育种目标的定向育种。

传统育种技术是通过大量人工有性杂交，在浩繁的子代群体中筛选符合育种目标的个体材料，耗时费力，还需要占用大量土地。现代育种技术在解析性状起源和遗传变异机理的基础上，运用生物技术手段可以有目的地改变单一性状，快速获得优异新品种，特别是那些利用以往的有性杂交技术无法获得的新性状，从而满足人们对花卉产品的新需求。在现代生物育种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解析菊花起源这个世界园艺之谜格外重要。

 

谈到目前国内关于菊花科研的热点问题，戴思兰表示，由于菊花易于栽培调控，品种类型丰富，性状变异多样，一直以来都引起物种生物学家的极大关注，对菊花研究的内容也日益深入和广泛，不仅在花色、花型、开花期、植株形态等观赏性状形成的机理上有很多研究，在抗逆性上也获得了很多进展。此外，针对菊花可食用、茶用和药用的特点，研究其营养成分以及其他涉及品质和产量性状的问题也成为一大热点。随着大面积的栽培和应用，菊花对各种环境条件响应的机制也得到了广泛研究。戴思兰课题组也将一如既往地在菊花花色、花型和开花期上继续开展深入研究。

 

对于花卉产业而言，谁掌握了品种谁就掌握了市场。对于如何更好地实现产学研结合，戴思兰认为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种质资源是一切育种工作的基础。一些珍贵的菊花品种资源不仅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也是中国传统花文化的重要遗产。一旦丢失不可复得，需要特别加以保护。

种质资源圃的建设需要企业和研究单位携手共建；基础生物学研究的各项内容是为培育菊花新品种服务的；育种目标应该是企业根据市场需求提出的，育种工作的具体内容各有分工，新品种育成之后需要企业进一步开发成为市场上受欢迎的产品；在整个过程中需要全程实施品种保护，育种家在完成品种培育后，需要全程协助生产单位做好优质种苗繁育、栽培技术研发、病虫害防治，甚至在采后储运和产品保鲜等全产业链各个环节提供技术服务；企业对这样的服务应给予应有的回报，以此激发花卉科技人员将科研成果助力花卉产业发展，企业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花卉产业也才能进入良性循环，花卉产业的“中国芯”才能实现—获得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和新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