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盆景，这种在盆中种植或布置植物的陈设品在明末清初士绅阶层的宅邸内成为常见之物。该时期士绅圈内关于“物”的书籍及图像材料中都可以找到对盆景的论述或描绘。通过考察这些材料，本文揭示盆景在该时期文人视觉文化中扮演的特殊角色：它模糊了室内与室外、内心与外在的界限，激活了这个时期文人眼中一个从居室内到外多层次的景观性世界。

 

盆景，这种在盆中种植或布置植物的陈设品在16世纪的江南日渐流行。1506年刊行的《姑苏志》中记载：“虎丘人善于盆中植奇花异卉盘松古梅，置之几案，清雅可爱，谓之盆景。”（顾禄《清嘉录》卷六，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页）该时期盆景的盛行通常被认为与园林文化扩张有关。

黄省曾在《吴风录》中云：“至今吴中富豪，竞以湖石筑峙，奇峰阴洞，至诸贵占据名岛以凿琢，而嵌空妙绝，珍花异木，错映阑圃，虽闾阎下户，亦饰小小盆岛为玩。”（黄省曾《吴风录》，涵芬楼重刊本）这里将盆岛（即盆景）看作在居住空间和财力有限时用以替代园林的选择。柯律格则认为盆景的流行是16世纪园林趋于微型化的结果。盆景确实与园林文化密不可分，但如果盆景只是缩小的园林，为何拥有园林的江南豪门和宫廷也常在居室和庭院摆放盆景？盆景显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园林的替代品，尺寸的减小使其培植技术、功能与人的关系皆发生了变化。

 

除了园林，盆景也可以放在另一个文化类别中，即明末清初文人的玩乐之物。在晚明的江南，“物”的闲赏之趣甚至超越了它们的日常功能性。同时期出现一批谈论物的书，如高濂的《遵生八笺》和文震亨的《长物志》。这些书传递出当时文人对感官愉悦的追求，渴望在宅邸内通过摆放拥有“魅感表面”的物品营造一个触动人的物质世界。（［美］乔迅著，刘芝华、方慧译《魅感的表面：明清的玩好之物》，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61页）

 

作为可置于几案上的微型景观，盆景是玩乐之物中的一个例子。关于物的书对盆景有专述，如《遵生八笺》之“高子盆景说”、屠隆《考槃余事》之“盆玩笺”、《长物志》之“盆玩”。但作为活物，盆景又与其他玩物不同。本文将揭示盆景在明末清初文人物质文化中扮演的特殊角色：它们模糊了室内与室外、内心与外在的界限，激活了这个时期文人眼中一个层累的景观性世界。

 

一、盆中的“景”：闯入室内的自然

 

16世纪至17世纪关于盆景的写作透露出两点时人对盆景的认识。第一，该时期的盆景主要是指植物盆景。讨论盆景的文章用大量篇幅品评适宜制作盆景的植物，如“高子盆景说”中将天目松、石梅和水竹列为最优的“几上三友”。（高濂《遵生八笺》，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315页）第二，该时期“盆景”和“盆栽”的区别较为模糊。虽然矮化树更受推崇，但那些在当代会被列为盆栽的四时花草也被纳入盆景的范畴，如《长物志》“盆玩”中云：“他如春之兰蕙，夏之夜合、黄香萱、夹竹桃花，秋之黄密矮菊，冬之短叶水仙及美人蕉诸种，俱可随时供玩。”（文震亨《长物志》，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

 

因此取有生命的植物种于盆中是当时文人对盆景的基本理解，但这些植物并非原封不动地取自自然：无论是盆器的选择还是植物的修剪或矮化或山石点缀皆旨在制造一个可供观赏的自然之“景”。如乔迅所述，“景”的概念源自绘画，是构图中的基本图像单元。（［美］乔迅著，刘芝华、方慧译《魅感的表面：明清的玩好之物》，第317页）《考槃余事》“盆玩笺”云：“最古雅者，如天目之松……结为马远之‘欹斜诘曲’，郭熙之‘露顶攫拏’，刘松年之‘偃亚层叠’，盛子昭之‘拖拽轩翥’等状。”（屠隆《考槃余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316页）盆景中植物的选择和培育当是以这些宋元名画为模范。这个时期士绅们对山水画、园林、盆景的热衷源自同一种诉求：创造景观性的自然。

 

尽管盆景与园林都营造了“景”，但盆景的“景”在一个容器中，具有可移动性，可进入室内。如果说园林让人接近自然，那么盆景则使自然“闯入”居室内部。相比于同样在室内的“景”—山水画，盆景的不同在于它是与观者共处同一空间的有体积、有生命的物。

 

在明末清初的玩物中，即使是无生命的物也常处在运动的可能态或完成态。而作为活物的盆景不仅有运动的姿态，更因生长变化而真实地发生着缓慢的“运动”。周之冕的一件手卷中绘制了12个盆景，扭曲的程度和方向各不相同，枝干用力地伸展使得这些盆景充满了动感。

 

盆景因此常被拟人化，在居室内扮演陪伴者的角色。《考槃余事》“盆玩笺”这样形容理想的盆景：“清标雅质，疏朗不繁，玉立亭亭，俨若隐人君子，清素逼人。相对啜天池茗，吟本色诗，大快人间障眼。”（屠隆《考槃余事》，第317页）这里盆景是一位可以与之对饮、吟诗的谦谦君子。将“景”置于盆中不仅使自然闯入室内，模糊了室内外的界限，更建立起居室主人与自然的亲密陪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