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所有的宗教、学派、行业始祖一样，中国盆景始祖亦应是盆景行业的最早参与者，应是对盆景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具有创造性意义的贡献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艺术家。而在中国历史上，最符合这样条件的人当属唐代大诗人王维。

一、王维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制作盆景的人。

 

中国盆景滥筋于汉晋而形成于隋唐。但遍查文史资料，唐之前并未发现任何关于个人制作盆景的文字记载抑或是片言只语的民间的口头传承。最早的关于制作盆景的文字是唐人冯蛰的(记事珠》:“王维以黄瓷斗贮兰蕙，养以绮石，累年弥盛。”虽然唐乾陵章怀太子墓出土有侍女手捧盆景的壁画，但无法证明早生王维40余年的墓主李贤(654-684)生前制作过盆景，而壁画考证与文字记载相比较后者更为可信。所以，王维应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制作盆景的人。

 

 

《记事珠》首句说“王维以黄瓷斗贮兰蕙”。据有关资料记载，单色釉瓷中的黄釉瓷最早出现于唐代，当时只有寿县、密县、铜川、长沙等少数几个地方可以少量烧制，明丽大气、高洁典雅，十分珍贵。

 

铜川距王维长期居住的长安不远，这也增加了王维使用黄瓷斗的可信度。王维选用黄瓷斗为盆景用盆，对盆的色彩、质地、线条、造型、规格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追求一种和谐的美感以提高盆景的品位。王维的这种用盆理念影响很大，直至今日仍被沿用，说它促进了中国盆景“三要素(景、盆、架)”的形成，并不为过。

 

 

《记事珠》次句说“养以绮石”。把与盆中植物的生长盛衰没有任何关系的无生命的“绮石”“养”于盆中，说明作为诗人、画家的王维将“诗言志”、“诗缘情而发”的诗歌创作理念和绘画经验用于盆景制作，这不仅对盆景画面起到烘托、渲染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能满足盆景创作者和欣赏者对心理情感、意志品质、社会人生乃至宇宙精神的诉求。

 

它让中国盆景从此有了各种配件的广泛应用，有了更加丰富的表现力，有了艺术意境的创作追求，有了诗情画意的审美境界。当然，这也是盆玩、盆植向盆景升华的重要标志。王维的盆景，历史性地开创并确立了中国盆景的基本表现模式即树与石的组合。万变不离其宗，今日盆景中树与石的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图1)，无不是王维盆景制作理念的延续和拓展。

 

 

《记事珠》末句“累年弥盛”，说的是王维培养多年的兰蕙盆景的长势越来越好，此足以证明王维非常重视盆景的后期管理，讲究科学，措施得力，技术高超。直到今天，这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维一生热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把自己融入大自然。王维的许多诗歌特别是山水田园诗抒发了对自然界的山水、泉石、树木、花草的热爱，表现出他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如<戏赠张五弟}):,’我家南山下，动息自遗身。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云霞成伴侣，虚白待衣巾。”王维热爱园艺，向往园艺事业，他的“方将于农圃，艺植老丘园”(《寄荆州张垂相》)就是这种心情的流露。

 

《旧唐书·文苑传》和《辆川集》记载的在中国园林史上颇负盛名的王维的私家园林—惘川别业所体现出的正是中国造园艺术的再现自然的最高境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川别业的营构为王维积累了丰富的园艺经验，而他的那盆兰蕙盆景也是在这种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完成的。王维的再现自然的理念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盆景人并被视为盆景创作的永恒主题。

 

 

王维熟稳儒、道，尤精于佛学。唐代形成的完全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对包括盆景在内的各种艺术的渗透和影响就是通过王维这样的文人士大夫进行的。禅宗又称“心宗”。王维将禅家的主要学说‘’心说”的哲理用于盆景创作，极大地促进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个性天地的开发。因为艺术家离不开自我心灵的表现，离不开对美的发现。

 

时至今日，盆景区别于盆栽、盆植的主要标准仍体现在一个“心”字上。佛禅的“芥子纳须弥”对王维的“袖里乾坤”、“壶中天地”的审美情趣和“缩龙成寸”、“小中见大”的盆景创作的基本原理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禅宗的“闲适”理念影响了王维的心理结构、兴趣取向，也是其倾心盆景的渊源所在。王维晚年所过的亦官亦隐的生活模式也为他的盆景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勿容置疑，王维自身全面的文化素养特别是禅的哲理为中国盆景注入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王维素称“诗佛”，更有人认为’‘唐无李杜，摩洁便应首推”(《载酒园诗话又编》)。王维的诗，追求意境，造诣精深，其对中国盆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诗情画意的追求上即对景物的捕捉、布局的营构、形式的选择、意象的表达、情感的投入等，其变化不拘一格，皆从心出，天然灵动，无迹可循。读王维的诗，就象在欣赏盆景，如(终南山》:“太乙近天都，连天到海隅。白云回望和，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宿处，隔水问樵夫。”前六行写终南胜境，是盆景的主体，最后两行写人物，是盆景的配件，其题名亦可为《深山问樵图》。

 

王维的很多诗句都适合作为盆景的题名，其使用频率是最高的。如施爱芳的五针松盆景’‘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溟》)，李志远以《竹里馆》为蓝本创作的《王维诗意图》，而四川万海清先生的<坐看云起》、江苏史荣超先生的《云起崖壁》等都是自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中化出。

 

 

王维的画，擅于表现‘’山水平远”(《唐书·王维传》)，水旱盆景等就是受其影响而形成的最佳表现形式。相传为王维所作的(山水论》中的‘’凡画山水，意在笔先。丈山尺树，寸马分人”，更为盆景人所熟知。《山水论》中观察自然景物的细致入微、画面布局的合理安排、透视的远近及物象变化的得宜等内容无不是今日盆景人创作盆景时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则。王维被后世尊为“文人画”的始祖，受“文人画”影响而形成的“文人树”盆景，风格鲜明，特点突出，深为中国乃至世界业内人士所喜爱。

 

王维的画，用笔温润绵柔、曲卷渲淡，崇尚阴柔美。深谙禅学的明画家董其昌喜欢这种风格，将其称为“南宗”，誉之正宗，以王维为宗主；另将使用直折和刚性线条、猛烈的大斧劈皱(如图2).崇尚阳刚美的一派称为“北宗”，以李思训为宗主。这就是在中国画坛影响极深(包括负面影响)的以禅喻画的‘’南北宗论”。自董之后，中国画坛普遍崇尚以王维为代表的“南宗”，作画多用柔性线条。此风还波及诗词、散文、书法等领域，甚至远及东赢。

 

在这种大环境中，向来受画论影响颇深的中国盆景也出现了大量崇尚阴柔的唯曲是美的作品，如沈复在<浮生六记》中记述明末的盆景是“留枝如宝塔，扎枝曲如蛆蚂,盛枫在《古风》一诗中记述清代的盆景是“三春截附枝，曲作回蟠势，蜿蜒蛟龙形”；清末、民国及近代逐步形成的盆景造型技法多为“两弯半”、“三台六托一顶”、“三弯九倒拐”、“游龙式”、“一寸三弯”等。表面看起来这些与王维并无直接关系，但董其昌们强势利用王维从而对中国盆景造成的潜在影响却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综上所述，结论如下:王维对于中国盆景的贡献和影响，史上无人能及；而王维的历史地位、名气声望、艺术才华等与中国所有宗教、学派、行业的始祖相比，亦毫不逊色。因此，确立王维的盆景始祖地位，应是顺理成章之事。但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被称为“始祖”的人都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而创造、完善整个学派、行业。所谓“始祖”，只是那个学派、行业历史上的一位最为杰出的具有标志性的代表人物而已。王维亦如此。

 

因为盆景起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本文也并非是要中国盆景人像虔诚的宗教徒那样对王维焚香叩首，顶礼膜拜，只是以此来纪念行业精英，思接千载，激励后人，创新崛起以无愧于盆景创始国之地位。笔墨所及，浅尝辄止，博雅方家，幸甚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