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潘仲连盆景的艺术风格   

 潘仲连之所以被公认为中国现代盆景艺术大师，正是由于他的作品有着鲜明的个性和较强的民族风格。他在优美与壮美的美学范畴里，侧重壮美。以高干型、合栽式为基调，讲究自然动态，注意节奏力度，并以动态美来体现昂扬的时代精神。同时也不乏东方书卷气和阳刚之美。 

  艺术创作中的个性体现，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的“作品如果没有自家面貌，也就说不上是中国盆景”。潘仲连一贯倡导的盆景艺术要有传统文化的“书卷气”，正是为了寻求中国盆景的民族性和作者自家的个性。“民族性是自立于世界之林的资本”，它是以开放的胸怀，主动地正视和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科技文化，为我所用，同时又不丢失本民族的特色。现代艺术应该是对传统（包括民间艺术）进行反思之后的扬弃，立足于变革而不是全部沿袭不变，抑或是全盘否定传统。当然西方现代意识突出个人的创造性与独立性，我们的盆景艺术由于受传统文化“趋同”思想的影响，尊师、重法、仿真、仿他人之作，胜于珍惜自家的创造性和个性。

 

日本盆景同仁善于以草书章法去营造古柏盆景枝干的“白骨化”，借鉴中国画的风格创作的“文人木”盆景，确实是令人神往的。他们的聪明之处，就是善于从外来文化的精髓里汲取有用的东西，滋润其盆景艺术，创作出新的盆景形式，而并非全盘照搬别国盆景的一招一式。日本同仁这种不断借鉴吸取他国文化艺术之长而形成的“国风”特色是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日趋深化，人们的空间距离越来越小，各国艺术的融合确属大势所趋。但“融合”不是艺术的“大成”，不是用一种普世合一的规格来规范世界艺术，取代民族特色……融合作为一种趋势，是给各民族艺术注入新的血液，给予外部刺激，使它新生而不是被彻底同化。   

 潘仲连以为：“盆景作为高层次艺术品，其风格不能不带民族性。有些人只强调技艺交流的普世性，而对表现民族性的探索抱着虚无主义态度，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艺术品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联，应当首先属于本民族的，然后才能属于全人类的。惟有富有民族特色，才能分外受各民族的赏识和珍爱。”潘仲连认为：“……我们在各自寻求本人与本地区盆景特色的同时，还必须共同探索如何对海外更鲜明地显示我国盆景艺术的民族精神。只有实现了这样的目标，我们才能在国际上具有立于不败之地的竞争力，才能与‘盆景创始国’的荣誉相称。”他一直以为寻求盆景艺术中的民族特色，才是中国盆景今后发展的必由之路。 

   潘仲连是浙江盆景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选材料，以浙人传统的松柏为主，杂木为辅。松类则以五针松为主，罗汉松、黑松为辅，其他松类次之：柏类则以圆柏为主：杂木类主要有雀梅、榔榆等。这种以本地树种为主、外来树种为辅的定向，不仅使材料选择有着广阔的空间，亦使取材适应本地气候，容易保持其旺盛生机。潘氏造型特征，以高干式、双干式、群体式为主。而五针松盆景《仰天长啸》、《亭亭山上松》，黑松盆景《秃莽》、《草书》，罗汉松盆景《岿然》，黄山松盆景《太瘦生》为单干式：五针松盆景《轩然》、《听天籁》、《苍松轩翥》为双干式：群栽式的有五针松盆景《刘松年笔意》，金钱松盆景《疏林》，水杉盆景《初夏》等。

另外，潘仲连还有擅长巧用材料的特点，营造或奇倔怪拙、或风骨道劲、或富有哲理思辩、或寓生命赞歌、或纳书香气息的盆景形式。如他的圆柏盆景《泰岱风骨》、《垂云》、《寿》，雀梅盆景《汉绞天成》等，可谓不拘一格造艺象，独辟蹊径写真魂。其作品善于以刚寓柔、以动写静，且用拟人手法、书画的意趣，使树石人格化，吐纳清刚之气，而避小气、俗气、媚气和匠气。

        高干盆景的造型，远离臃肿与纤弱，以挺拔、道劲的直线，塑造威武、雄壮、耸峭向上的主干形象：结顶欹斜诘曲，刚中见柔，板实中寓灵活；其枝或偃亚层叠，或拖拽轩翥，与主干相谐：整体造型仿若勇士屹立，呈凛凛难犯之概。双干式、群栽式的主干亦大体以直为主，以曲为辅，直曲互补，刚柔相济。其态势森森然，颇得苍松神韵。其枝叶或呈片状，或呈拖势，进退收放，各随所宜，其他盆景形式亦能奇正相依，拙中藏巧，于茂密中显骨力。潘仲连对树石的理解和各种态势的娴熟驾驭，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浙江奉化三十六弯五针松可谓漫山遍野，干家万户皆以此谋生。

杭州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盆景历史悠久，加之历代文人骚客、绘画名家辈出。潘氏充分利用当地这种地理与人文优势，潜心钻研和总结本地区盆艺及相关理论，为浙江盆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