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上海城市开发边界外的城市困难立地空间特征
城市开发边界外减量化用地建设总量较多,是城市未来生态空间建设的重要空间[36],除中心城区以外,如图3,图4所示,浦东新区的开发边界外的“198”地块城市困难立地面积最多,为5 948.57 hm2,宝山区最少。进一步分析“198”地块城市困难立地斑块特征(表1)。
9个区的稳定性指数相差不大(均为0.2左右),均处于较不稳定的状态;9个区的形态紧凑度指数均非常小,处于非常分散、不紧凑的状态,其中浦东新区最分散。
9个区的稳定性指数相差不大(均为0.2左右),均处于较不稳定的状态;9个区的形态紧凑度指数均非常小,处于非常分散、不紧凑的状态,其中浦东新区最分散。
五大新城的城市开发边界外“198”地块城市困难立地分布如图5,面积分别为:嘉定新城603.9247 hm2,占3.79%;青浦新城255.0715 hm2,占2.80%;松江新城486.2876 hm2,占3.07%;奉贤新城8.4512 hm2,占0.12%;南汇新城1 105.9063 hm2,占3.22%。因此,嘉定新城内部的“198”地块城市困难立地密度最高。进一步分析五大新城的“198”地块城市困难立地占所在区“198”地块城市困难立地的比例可知,嘉定区的“198”地块城市困难立地有超过18%分布在嘉定新城(表2)。
3.2 规划生态廊道区域的城市困难立地分布特征
城市开发边界外减量化用地中规划生态廊道内减量化用地面积的比例较高[28]。从减量化用地类型来看,生态走廊内“198”地块城市困难立地占有很高的比例,各行政区内的“198”地块城市困难立地共有53.88%落在生态廊道内部(图6),进一步分析上海城市开发边界外“198”地块城市困难立地的集聚特征(图7)可知,集聚的热点一共7个,其中5个落在生态廊道内部。
对不同类型生态廊道内部“198”地块城市困难立地进一步分析可知(表3),不同类型的生态廊道内部“198”地块城市困难立地的占比不同,其中近郊绿环和市级生态间隔带内部“198”地块的占比最高,均接近20%,在未来城市生态廊道的建设过程中具有较大的减量化用地建设的空间和潜力。
根据五大新城内“198”地块城市困难立地落在生态廊道内部的面积比例,可分为三种类型(图8):
(1)“198”地块基本上落在生态廊道内部,如嘉定新城内,面积是564.3862 hm2,占93.45%;松江新城内,面积是455.0713 hm2,占93.58%。
(2)“198”地块大半落在生态廊道内部,如南汇新城内,面积是733.5715 hm2,占66.32%;奉贤新城内,面积是5.0282 hm2,占59.50%。
(3)“198”地块小部分落在生态廊道内部,如青浦新城内,面积是52.9084 hm2,占20.74%。三种类型的详细空间分布情况如图9所示。
3.3 五大新城内城市困难立地的分级特征
根据2021年POI企业数据可将2019年的“198”地块城市困难立地进一步分级,五大新城内部“198”地块城市困难立地可分为4种类型:
(1)2019年到2021年间已经完成整治,复垦为农用地或者生态用地 ;
(2)化工材料或者金属材料等加工企业类的高污染类型用地 ;
(3)建筑工程或者电子科技公司类的低污染类型用地 ;
(4)其他一般无污染类型用地。五大新城内部不同类型城市困难立地的面积如表4所示,空间分布如图10所示。
五大新城一共有1 515.74 hm2的“198”地块已经完成整治,约占五大新城“198”地块城市困难立地总体面积的61.62%,目前仍有581.74 hm2的“198”地块未完成整治。在未完成整治的三种类型中,具有无污染类型占最高的是青浦新城31.37%,最低的是松江新城8.21%。
3.4 典型新城生态廊道内城市困难立地特征与发展对策
上述分析可知,嘉定新城内部的“198”地块城市困难立地密度最高(占嘉定新城面积的3.79%),嘉定区18.23%基本落在生态廊道内部(占比93.45%),且在未完成减量化整治的“198”地块城市困难立地中,有较高比例的“198”地块城市困难立地是属于无污染类型用地。因此,选取嘉定新城作为五大新城战略下的生态廊道内城市困难立地建设的典型新城,进行详细案例分析并讨论发展对策。
《嘉定新城规划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37](简称《意见》)中强调,构建森林连片+农田水网为主的绕城生态走廊“一环”和娄塘历史文化生态廊道、沈海高速城镇生态发展廊道的绿色空间新载体,形成田园水林湖一体化的大生态格局。嘉定新城内部生态廊道类型比较丰富(图11),有近郊绿环、区级生态间隔带和区级生态走廊三种类型。《意见》中强调的“一环”即由南北向沈海高速廊道、东西向祁迁河廊道、东南边近郊绿环以及东边界的区级生态走廊构成。
此环的生态要素丰富多元,有大片森林、农田和密集的水网,且几乎包含嘉定新城所有的“198”地块,具有生态廊道建设的绝对优势空间。最北端的娄塘历史文化生态廊道、沈海高速城镇生态发展廊道与“一环”中心的环形放射状的廊道,均为区级生态间隔带,具有桥梁的连接作用,使得嘉定新城的生态廊道成为多层次的双环网络状,更加均衡和生态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分析生态廊道内部“198”地块的类型(图10-a)可知,虽然已经完成较大比例的减量化建设,但是仍有279.07 hm2待整治用地,且其中67.04%的待整治用地为污染型(高污染型和低污染型)。
因此,在未来对嘉兴新城生态廊道内部的城市困难立地进行修复和改造时,特别是对之前属于高污染性质企业的用地进行整治时,亟需提前调查用地的污染性质。分析污染型城市困难立地的空间分布可知,其主要分布在嘉定新城西片区最大面积的生态廊道内部,特别是沿沈海高速的几块高污染型城市困难立地,亟需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