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上，受殖民主义势力的影响，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当地的居民被迫迁居到不太理想的土地上，那里遍布河岸、洪泛区和沼泽地等各种水敏性环境。城市在聚落的四周扩张，而多变的气候使得这些聚落易受到河流、河道和海岸的威胁。虽然水敏性城市策略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实施，例如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等城市就曾有过基于社区规划和防灾体系来治理环境的历史，但是想要将水敏性城市的规划原则与设计策略真正结合起来，理解当地社区对日常生活环境的适应和管理至关重要。

通过将社会文化要素与城市景观空间结构相联系，试图理解印度尼西亚地方景观中社会空间的形成过程，并将居民参与河流景观改造的日常经验与其他管理行为和过程建立联系。通过将景观作为媒介来理解这些经验和观点，能够为不同群体之间的讨论提供机会，同时也是一种综合各方意见推进雅加达水敏性城市策略实施的手段。此外还揭示了城市滨河景观社会环境治理的在地经验，基于将水敏性城市设计策略与当地社区状况结合的目标，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

 

1研究概述

 

1.1从滨水聚落到水敏性城市

 

纵观历史，河流和水系一直是聚居时不可或缺的考虑因素，但矛盾的是它们也成为这些聚落迈向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阻碍。在中国“水系是城市整体景观设计的重要依托……”，“反对把河流掩盖起来，将其变成街道和高楼的排水沟—因为修复被掩埋的河流得付出昂贵代价”[1]。这个环保主张，尤其是围绕土地与水关系的主张，与当下流行的城市规划中的水敏性城市设计方法产生了共鸣。

2009年，工程师Wong和Brown阐述了将水敏性理念付诸实践的3个原则：1）将城市视作供给水源的汇集区；2）城市应提供生态系统服务；3）城市由水敏性社区组成[2]。随后，澳大利亚的水敏性城市设计（water-sensitiveurbandesign,WSUD）和新加坡的活跃、美丽和清洁水计划（Active,Beautiful,andClean,ABC）都可以视作是该理念的方法实践。30年后，低影响开发（low-impactdevelopment,LID）、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solutions,NbS）和可持续排水系统（sustainabledrainagesystems,

 

上述方法的共同点是确立了与自然系统协同以创造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核心理念与实践做法。因地制宜的工程和设计策略被用来改善生物多样性，并（重新）将自然特征和作用过程引入都市地区。基于水敏性城市原则，这些策略旨在管理水循环：保护和增强河道“健康”，解决排水与洪涝问题，在为公众创造空间的同时实现对水的蓄积、净化和循环利用。

城市通过实施水资源综合管理，在提升生物多样性、建设公共绿地、保障河道健康、促进社区交流以及增强文化内涵等方面创造了更多机会。最终，这些城市利用水敏性规划设计方法来创造相互连接的、充满活力的宜居社区。这些概念与风景园林师的专业领域产生了很强的关联性，因此，水敏性策略也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干预水陆关系。

 

1.2迈向水敏性城市

 

过去，许多国家一直遵循“先发展，后治理”[3]的做法。如今，其他国家的很多城市都在寻求建设水敏性城市的“跨越式”途径。这样做的目的不仅能避免城市化和人口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4]，而且能建成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的水资源管理系统。然而，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良方”，可以完美地解决城市在经历快速且失控的城市化和气候变化后所面临的复杂问题。

 

水敏性城市设计策略通常在新区规划和开发中实施，而很少被应用在非正规聚落等低收入和资源短缺的环境中[5]。当市政基础设施无法适应城市发展时，低收入社区可能会依赖环境设施的服务来满足基本需求[6]。同时，密集的城市结构和社区的社会文化因素也影响了基础设施改造、开放空间和休闲设施的建成效果。在治理不善的情况下，相比土地法规或政策而言，社会文化因素对社区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7]。

因此，从社会文化和空间复杂性的角度理解城市景观对于有效运用水敏性城市设计策略、应对都市滨水景观的复杂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风景园林师在设计过程中可以通过思考并回应社区诉求的方式来加强对社会文化方面的关注。然而，人们可能对景观及其服务产生不同的看法，不同利益相关者（政府、社区和个人）之间的沟通也因此更具挑战性[8-9]。

 

笔者认为，通过对本土化行为和策略的密切观察（图1），设计师可以更好地了解使用者心目中的景观所应具备的功能与生态性能。设计师不要急于对这些功能进行价值判断，并立即给它们贴上负面或正面标签，而是应该思考这些功能需求所反映的特定环境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