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性”与“异乡性”视角下的城市历史声景分析——以近代汉口为例

 

摘要：【目的】历史声景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景观遗产，是连接自然与人文、过去与现在、有形与无形的媒介，是城市空间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无形的历史见证。探究近代城市空间中历史声景的发展变迁，

旨在深度挖掘城市文化景观的人文属性，多维度拓展历史城市保护的内涵。

 

【方法】以近代汉口为例，通过历史文献调研，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视觉分析、对比研究等方法，解读汉口在不同时空环境下历史声景的氛围特点

 

【结果】揭示了城市空间中历史声景的变迁与转化特征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表明近代城市声景的历史性变迁是“故乡性”与“异乡性”的二元并立。

 

【结论】引导城市更新综合考虑城市原有声音环境以提升城市归属感，有利于城市空间历史记忆的保护与传承。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intangible culturalheritage） 英 文 直 译 为 “ 无 形 文 化 遗 产 ”，intangible 一词作为“文化遗产”的限定语，其本义是“不可触摸的、难以明了的”，引申为“无形的”[1]。2011 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发布的《城市历史景观建议书》 （Recommendation on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中强调：城市遗产保护必须超越物理环境，关注不断变化的人类环境及其“有形”和“无形”的组成部分。历史文化名城的声景遗产[2]是无形的文化景观遗产，在追溯城市原生性历史文脉、拓宽城市脉络的深度与广度、增强城市文化的生命力与发展动力等方面影响深远。

“历史声景”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方向，Manoharan 等[3] 将古老的历史声景融入现代声音装置和戏剧表演之中，达成对声景遗产的艺术再创造；Djimantoro 等[4] 通过探讨在不同发展时期历史遗迹中声源与预测声环境之间的关系，表明多感官刺激的综合研究可以增进对历史场所的整体理解；Firat 等[5] 通过最新的沉浸式音频技术，将 20 世纪初伊斯坦布尔和那不勒斯的历史声景进行了空间化虚拟重建，复现了历史声景。而目前国内学者则较为关注历史声景的文化价值，研究范围涵盖自然山水[6]、风景名胜[7]、古典园林[8-9]等，通过全面梳理历史文献资料，推演特定历史时期的声景类型、感知特征及营造手法，总总结历史声景的历时性变迁特点，旨在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地曾经存在或延续至今的历史声景。

  

  日本建筑师桢文彦曾在 1993 年发表的 《现代城市与建筑的质量》一文中提到“城市中存在‘故乡性’和‘异乡性’情结交互”这一现象，由此提出了故乡与异乡的引申含义：故乡为“祈求安定的、作为古老的记忆装置的城市”；异乡即“不断打破这种安定、求索某种新刺激，以推动社会进步的场所”[10]。而城市环境主体的“故乡性”与“异乡性”相互交织，不仅体现在精神上与文化上，也投射于城市历史发展进程与物质空间中。

  

  汉口①作为近代城市规划与建设萌芽与发展的典型代表[11]，于 1861 年被迫开埠，各国相继在汉口长江沿岸划立租界，中西方文化在此冲突和碰撞，城市肌理、街道界面形态、公共活动空间等呈现出别于其他城市片区的特点，且城市声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具有明显的时代性与地域性。因此，本研究基于“故乡性”与“异乡性”的视角，聚焦于汉口在近代时期的历史声景，重点对比分析 1861—1938 年②近 80 年间汉口城市空间中声环境的差异性，解读城市声景发展变迁过程中的两种形态 （传统声景和新兴声景）在不同的空间类型、生活方式、管理体制下的特征，从而考察近代城市空间历史声景的人文属性，多维度拓展历史城市保护的内涵。

  

   1  历史声景的“故乡性”与“异乡性”

   

    1.1  概念阐述

    

    在本研究中，历史声景的“故乡性”指人们为寻求身心安定而渴望城市内部街道的稳定性，对应在固有传统文化中可追溯自身渊源的声环境；历史声景的“异乡性”指人们欲打破平静而获取新的生活体验的开拓性，对应在强势外来文化影响下新城市体验出现后的声环境。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环境变迁，使作为城市物质载体的城市空间发生改变，声环境也随之发生变化。

    

    汉口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形态与城市发展有着相辅相成的对照关系，其城市声环境变迁也有着明显的时序周期性，如 1861 年汉口开埠便是一个明显的周期变化节点。开埠之前的汉口声环境具有相对稳定的城市空间与文化活动的“故乡性”特点，本研究将这种声环境界定为“传统声景”；开埠之后受外国思想文化和城市近代化进程影响，声景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具有明显的“异乡性”特点，本研究将这种新的声环境定义为“新兴声景”。

    

    1.2  历史声景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历史文献调研、描述性统计分析[6]、视觉分析[4] 和对比研究等方法，以 《汉口竹枝词》[12] 作为汉口传统声景分析的核心样本，结合其他历史文献资料（地方志、城市建设志、舆图画卷等），对汉口传统声景中各类声源出现的情境、空间信息以及声景特征进行提取与演绎；通过对比汉口历史舆图演变对城市空间功能的影响并进行挖掘，结合文献记载、城市功能布局、老照片记录等资料对新兴声景的声环境要素进行视觉推演与解析；并根据声景的“故乡性”与“异乡性”特点，将汉口开埠前后对应的城市空间大致划分为江河沿岸、城市街巷、休闲绿地 3 种空间类型进行对比分析。

    

    2  “故乡性”的积淀——传统声景

    

     《汉口竹枝词》共 6 卷 292 篇诗词，采用“以诗拾遗”的方式，记载了最全面的汉口开埠前民生民俗。作者叶调元在清朝中期曾前后两度（1806—1815 年与 1839—1850 年）在汉口居住长达 20 余年，“这就使他对这个 ‘第二故乡’，产生了一种类似土生土长的桑梓之情”[13]。在本研究的诗词筛选过程中，为了更加聚焦于描绘该时期有关自然景观、城市生活和社会活动的真实场景，笔者识别并去除了使用艺术性语言和修辞手法（如比喻、比拟、夸张、通感等）的诗篇，以使后续分析更具合理性。经统计分析，《汉口竹枝词》中有 158 篇诗词涉及直接或间接描述各类声音现象，占总篇数的 54%；可提取声源类型 20 余种，后通过词频统计，分为自然声、人工声 2 类声源（表 1），其中自然声源被提及 45 次，人工声源被提及 127 次，自然声源仅占人工声源的 35%。可见，自明清时期起，汉口作为典型的南方商业市镇，人工声源就占有主导地位。

     

     提取诗词中描述声景所对应的空间信息，可知汉口在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模式下，其传统声景呈现出片状分布特征。自东南向西北可大致分为长江、汉水流经的江河沿岸区，平行于汉水并向岸内延伸的街肆闹市区，汉口堡以北的后湖风景区 3 个分区，不同区域所呈现出的声景氛围各异，可归纳为顺天致性、五方杂处、曲水流觞 3 类声景氛围特征 （图 1）。

 

2.1  顺天致性：江河沿岸区

 

江河沿岸区为汉水与长江的交汇之处，码头应运而生：“廿里长街八码头，陆多车轿水多舟”[12]。依托江河的自然地理优势，城市街巷均可通向码头，水陆之间的货物转运需靠人力搬运，各种活动在此处集结，自然声景与人工声景平分秋色、浑然一体。

 

自然声景层出叠现，包含风声、水声、树叶沙沙声、鸟叫蝉鸣声等，其中出现频次最高、最为重要的为水声，从表现形式上可分为江河急浪声、水拍石岸声、滴水声、水流声、船行拨水声等。人工声景则以交通声、商贸声、社会声为主：“武汉城门夜不键，黎明犹有往来船。码头到处明如昼，—桶松香两里燃”[12]。水运交通便利，大量船舶停靠于此，使得行人脚步声、车轿声、行船声、桅杆吱呀声、纤夫拉纤声、码头号子声、铁索连舟声等交通声突出且持续不断；沿岸的渡口、码头集舟为市，形成了河街，货物搬运声、扁担声、叫卖声、响器声等商贸声在此初露头角；沿岸零星的寺庙偶尔传出诵经声、木鱼声、钟声、铃铎声、祭祀声等社会声。

 

其中，汉口码头号子声起源于清朝中期，是码头工人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所创，极具地方特色。号子声可按声音氛围的不同细分为几种类型，如挑号子和抬号子：挑号子是个体挑担者在起挑和爬坡时为调整脚步和气息而唱，轻盈而随性；抬号子是在集体搬运重物时一领众和，领唱人通过号子指挥劳动，让参与者集中精神把劲儿往一处使，节奏强烈，粗放嘹亮。码头号子声的韵律和节奏与劳动者的呼吸、步伐紧密相连，它不仅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声音景观，还是一种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文化符号，反映了汉口地区特有的经济活动、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展现了人们顺应自然、发挥自身潜能的生活态度。

 

2.2  五方杂处：街肆闹市区

 

水运交通的发展推动了汉口城市空间由河岸向内延伸，自此“河街—正街—夹街—堤街”4 条主街相继形成，与主街相交的近50 条街巷都得到了发展。沿街茶楼酒肆、公所会馆成排罗列，寺庙庵堂散落分布，共同组成当时最为繁华的街肆闹市区，承担着市民的各项社会活动，如生产生活、商业贸易、文化庆典等，因此街肆闹市区在 3 个分区中人工声景相对比重最大，自然声景比重最小，历史声景表现出生动活泼、五方杂处③的市井文化特征。

 

 

正街（今汉正街）是当时汉口商业与手工业的集中地，小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只为工商帮口异，强分上下八行头”[12]，其中 “上八行”指商行帮会，“下八坊”指手工作坊。正街成为商家开店设市的首选地，许多外省商贾也在此聚集。正街西段多为本省商民居住区，东段多为山、陕、川、湘、苏、浙、皖、粤等外省商贾集聚区，使得正街话语声荟萃多省方言[15]，人声鼎沸，极具特色。前店后坊，在正街与堤街之间汇聚了众多手工作坊，涉及金属锻造、布匹织染、竹木加工等行当，其中敲铜打铁声、熔炉滋滋声，织布纺纱声、泡染晾晒声、剪裁缝衣声、木头刨削声、竹篾编织声等手工制作声此起彼落。“锯屑霜飞撕板料，椎声雷震打烟筒” “败絮残花弹不了，飞灰容易呛喉咙”[12]，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当时手工业者锯木、打铁、弹棉花时的做工场景。

 

街巷前后院落、廊道、巷道纵横交错， “四通八达巷如塍，路窄墙高脚响腾。行客不须愁夜路，纵无月色有天灯”[12]，人的脚步声、话语声、谈笑声在墙垣间回环往复，夹杂着茶馆公所的食物烹煮声、吃茶饮酒声、高谈阔论声、戏曲评书声、下棋声、遛鸟声等，烟火气十足；商铺门前的铜铃声、叫卖声、响器声、货物搬运声、摊位摆放与拆卸声若隐若现，即使到夜晚也灯火辉煌。“苏州花纸卖提篮，炮竹泥台尽摆摊。铁磬一声街上过，过年消息此中探”[12]，逢年过节时街头巷尾会涌现磬声、锣鼓声、炮竹声、宴席声、闹灯会声、祭祀声等节庆声，增添喜庆氛围。这些历史声景共同构成多元文化融合的城市声环境，体现了该时期汉口本土文化的丰富性与包容性。

 

 2.3  曲水流觞：后湖风景区

 

 后湖又名潇湘湖，明成化初（1465 年）由 于 汉 水 改 道 淤 塞 形 成， 在 清 道 光 时 期 （1821—1850 年）自然风光优美，寺庙庵观、会馆公所与茶楼酒肆点缀其间。在 3 个分区中，后湖风景区自然声景所占比重最大，与人工声景遥相应和，形成一幅别开生面的 “曲水流觞图”。

 

 范锴的《汉口丛谈》中记载：“有茶肆罗列，歌管纷喧，百鸟鸣笼，时花当户，于是士女出游，咸愒坐啜茗而留览焉……杏阁评花，旗亭贳酒，好藉消才思……有弯弓健儿，跃马蹄而角射；短笛牧竖，跨牛背以横吹”，描述后湖灯会诗云：“万林火树架星桥，蹴踏香尘市语嚣”[16]。由此可见，后湖风景区在当时已经成为人们观灯、踏春、喝茶、饮酒、避暑、狩猎的好去处，并衍化出“潇湘八景”，其中有 3 处涉及声景，即“麦陇摇风”“断霞归马”“茶社歌声”。

 

 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卷三中花了整章笔墨来吟咏后湖的游艺场所，它的自然声景与人工声景远近相宜：远处的声景包含风声、水声、树叶沙沙声等地理声，鸟鸣声、马蹄声、牛哞声等生物声，劳作声、观光声、骑射声、泊船声等活动声，在疏朗开阔的郊野环境下悠扬婉转；近处则以人工声为主，茶楼酒肆的话语声、谈笑声、饮食声、笙歌声，湖岸边的管弦乐声、诗词吟诵声、戏水声，露天场地下的戏曲声、杂耍声、卖艺声、围观叫好声等多种活动声荟集，雅俗共赏。人与自然在此亲密接触、和谐共处，也体现出当时人们对于诗情画意、悠闲自在的生活方式的享受与赞美。

 

综上所述，汉口依水而生，四通八达的交通地理环境以及频繁往来的商贸活动吸引了各地人士，形成了以商人、移民、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市民结构，其思想相对包容开放，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经过提炼的中国本土文化在此融汇整合，与原有自然环境、人文特征相协调，使“故乡性”久经沉淀，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反向影响城市空间的形成，使街区形态呈现出一种不规则的“自由生长”模式

 

 3  “异乡性”的凸现——新兴声景

 

 自 1861 年开埠，英国人在汉口沿长江划租界、修码头、建仓库，汉口逐渐延伸形成具有近代城市特征的五国租界区。1888 年武汉地区出现了人力车，1903 年汉口出现了第一辆汽车，1906 年京汉铁路通车运行，1929 年开辟了公共汽车线路，1930 年汉口第一个飞机场建成使用，汉口“九省通衢”的地理交通优势逐渐被发挥到最大，其城市声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

 

 外来文化的入侵也使得汉口的城市发展方向产生变化。通过对比 1868 年（图 1）、1908 年（图 2）与 1938 年（图 3）的 3 张汉口历史地图，可发现汉口城区先由汉水河岸沿长江沿岸向东北方向扩张，后由汉口堡内跨越京汉铁路向西北面发展，城市中心由原来的汉正街一带迁徙到江汉路一带。随着城市近代化进程的推进，汉口城市空间声环境也呈现出明显的“异乡性”。“异乡性”空间在刚出现时以点状分布于城市环境中（图 3）。



本研究就江河沿岸区、城市街巷区、游憩绿地区 3 种典型空间进行解析，将声景氛围特征归纳为秩序井然、兼容并蓄、人语马嘶3 种，可以从汉口老照片[17]（图 4~6）中窥得一二。

 

  3.1  秩序井然：江河沿岸区

  

  在以水路商贸交通为主的时代，汉口滨江空间作为城市名片而备受关注。租界内的街区展现出明显的近代化特征，为自上而下，先规划再建设的街廓模式，城市布局相对统一，银行、洋行、教堂、学校等公共建筑主要集中设置在道路交叉口或沿街巷，街区肌理规则有序。滨江空间的组成要素依次为码头栈桥、滨江漫步道、绿化带、车行道、集散空间、人行道，部分建筑前还开辟了供人避暑休闲的小花园（图 4）。

江河沿岸通过在道路两侧种植树木、设置护栏及绿化带，将滨江漫步道从开敞空间中分离出来，形成了层次分明的现代城市公共空间，吸引了形形色色的人群，如装卸货物的劳动者、兜售商品的摊贩、等候接客的人力车夫以及休闲散步的市民等。

  

  江河沿岸的城市声环境以来往脚步声、话语声、谈笑声作为背景声，还包括交通声如轮渡声、汽笛声、纤夫拉纤声、码头号子声、扁担声、板车推运声、人力车声与汽车经过声；自然声如风声、水声、树叶沙沙声、虫鸣鸟叫声；商贸声如货物装卸声、搬运声、叫卖声、洋行交易声；机械声如电流声、电灯滋啦声、汽车引擎声等，人工声与机械声声场层叠，在准点敲响的江汉关大楼钟声的衬托下秩序井然。这一秩序不仅是人们对现有空间秩序的遵守和维护，也是对于自然环境和城市空间的主动塑造和管理。人们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加适宜人类居住和发展的城市环境。

  

  3.2  兼容并蓄：城市街巷区

  

 

  1905 年修筑张公堤后，汉口堡被拆除，1907 年在城垣旧址修建了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到 1920 年（图 5），中山大道上的行人、人力车、汽车川流不息，电线、电灯、电话、电报等现代化设施完备，交通声、商贸声、居住声、机械声等多种声景在此汇集。道路一侧为坡屋顶、院落式的里分住宅[18]④，声景包含洗衣做饭声、脚步声、话语声、纳凉扇风声等；另一侧是气势恢宏的西式综合性商业娱乐场所，如饭店、旅馆以及新建成的现代化商场——民众乐园（原名“汉口新市场”）等。民众乐园内部场地设施齐全、新潮，包括中西餐厅、小型商场、剧场、书场、阅报室、陈列室、溜冰场小花园等[19]，为当时武汉最大的文化娱乐场所，其商业活动声居于主导地位，由饮食声、戏剧声、杂技表演声、音乐声、歌舞声、滑冰声等构成。多元化的城市风貌，使得传统的居住声与现代的商贸声各自占有一席之地。这种兼容并蓄的城市声景，不仅反映了城市生活的多样性，也是中外文化求同存异的真实写照。

 

 3.3  人语马嘶：游憩绿地区

 

 1906 年平汉铁路（即京汉铁路）建成通车，推动了汉口北侧远郊区的建设，后湖风景区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跑马场、体育场、城市公园、球场（图 3）等绿地，成为当时汉口市民的新型游憩场所，将民众从茶楼酒肆、公所会馆等相对内向型的活动场所引至更为宽阔敞亮、放达恣意的综合性运动场地。跑马道内的马蹄声、马鞭声、马嘶鸣声与观众的下注声、欢呼声、围观叫好声（图 6），以及远处京汉铁路不时传来的轮轨声和鸣笛声共同构成了人语马嘶的场景。赛马活动成为当时最热门的娱乐项目，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奇体验，使人们在参与体育竞技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时代发展的脉动。

 

 言而总之，在与外国思想文化的碰撞过程中，汉口的近代化进程加速了“异乡性”的凸现，这种凸现在城市空间层面并不是基于点状空间的单一表达，而是基于不同空间类型的叠加与关联而产生的由表及里的整体映射。租界内开始出现中国传统的休闲娱乐空间，华界中也开始效仿外国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乃至城市规划与建设理念，使集中在长江汉水沿岸、租界与华界边缘、京汉铁路沿线的近代汉口城市空间发生了扩张，表现出一种在异质性空间边缘生长、活跃的状态。近代汉口城市空间中“异乡性”内含“故乡性”的构成要素，传统声景与新兴声景相互渗透，呈现出中西融合的风貌形态。

 

 4  汉口历史声景的变迁与转化

 

 传统声景的顺天致性、五方杂处、曲水流觞向新兴声景的秩序井然、兼容并蓄、人语马嘶的氛围演变过程是人们从顺应天命、敬畏自然到有序规划、改造自然的一种态度转变，反映了人类对环境的不断适应与重塑；也是当地本土文化多元一体向中外文化求同存异的延续，体现了城市不同文化元素间的平衡与协调；更是人们优雅闲适生活向异域新奇体验的拓展，反映了人类社会对于生活的不断探索和对于新鲜事物的好奇与向往。这种复杂而规律的历史声景转变，最终塑造出独特而富有活力的文化景观。

 

  4.1  声景变迁与转化特征

  

  汉口自开埠以后，随着华界与租界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相互影响，旧的城市空间形态并没有因为新的城市生长而消失，二者逐渐从最初的分庭抗礼缓慢走向同化与融合。城市声环境也是如此，声音特征和声景分布随着时间推移而持续演变（表 2）。

  

  1）城市空间以人工声为主导声，声音要素由单一变得复杂，声源分布由稀疏变得密集。

  

  2）城市背景声由自然声、人工声变迁为自然声、人工声、机械声混合，整体声环境由高保真声景向低保真声景[20]⑤过渡。

  

  3）交通声与时俱进，是城市背景声变化的核心因素，体现了城市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以及生产力的进步。

 

4）城市声景类型分布显著变化，商贸声由沿河转为沿江分布，游憩声由热闹喧哗的户外自然空间向综合集约性的室内建筑空间转变，新兴工业声则依托交通运输集中在铁路线两侧。

 

5）近代汉口城市发展中出现了典型的标志声，其中传统声景包含寺院的钟声、梵音、祭祀声，码头的纤夫拉纤声、号子声，街巷的手工制作声、响器声、节庆宴会声；新兴声景包含江汉关钟声、轮渡汽笛声、跑马声、教堂唱诗声等。

 

6）传统声景随时间发展得到延续与更替，呈片状聚集；新兴声景与传统声景交融，呈点状叠加并相互关联。

 

 4.2  声景变迁与转化背后的动力机制

 

近代汉口城市声环境的形成机制可归结为 4 个方面：1）外来思想文化的强烈冲击；2）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的世代相传；3）地方风土人情的包容与开放；4）城市空间的扩张与现代交通方式的引入。此外，声景变迁与转化的内在驱动也可以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来进行剖析：个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城市空间都建立起“场所依恋”[21]⑥，而这种依恋是复杂且多层次的，同时包括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对于新奇体验的渴望，使声景的“故乡性”与“异乡性”随时间变化、随主体变更，

反映出城市声环境与城市自然景观、历史发展、人文要素的内在关联性。

 

 5  结语

 

 近代汉口声景的历史性变迁，是“故乡性”与“异乡性”的二元并立，且“异乡性”会随着时间流逝向“故乡性”转化。江汉关大楼钟声自 1924 年 1 月第一次响起，低沉凝重的《威斯敏斯特》序曲穿透了喧嚣的闹市与各国租界，刻进了老汉口几代人的回忆中，民间曾默认“传说中的汉口，就是听得见江汉关钟声的地方”。

 

 如今，江汉关的钟声（图 7）见证了汉口在近百年间走过的历史征程，持续融入并不断影响着这座城市的当代声环境。它已经成为汉口特有的声景元素，是人们在现代城市声环境中对城市历史和传统空间的 “故乡性”渴望，是城市的一种深刻记忆，对于维护城市历史延续性和文化景观多样性而言不可或缺。

 

通过进一步理解历史声景中的“故乡性”和“异乡性”，能更深刻地思考在城市环境中个体对于声音体验的需求与情感连接，更全面地察悉城市声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引导城市更新综合考虑城市原有声音环境，以塑造身份认同和城市归属感。与此同时，对于城市空间历史声景的变迁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城市社会、科技和文化的革新，丰富城市主体对城市历史的整体理解，这也为艺术家和创作者提供了创作灵感和素材，以传达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因此，历史声景应该被普遍纳入文化景观遗产研究，而历史声景的“故乡性”和“异乡性”在城市记忆中深入骨髓，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保护与利用尚存的声景遗产，记录与存档已消失的 “故乡性”声景，以及转译与再现部分标志性声景，将为未来的城市声景规划、文化遗产保护和社会发展研究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