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与虚像：探析江南历史园林的当代复建

 

摘要：【目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江南各地多有对残损或消失的历史园林的复建，这些园林构成了传统园林在当代延续的一部分。另外，园林的文本化、文人化特征促生了园林历史中兴废演替的一种传统方式，即由文人主导的基于文本的再造。有必要结合这一传统，厘清江南历史园林当代复建的特点与意义。

 

【方法】聚焦当代复建的历史园林，通过对江南地区的案例开展文献与实地调研，剖析并区分复建的动机与策略，进一步分析典型案例的复建方法。

 

【结果】揭示了园林传统、遗产理念、当代文化等多维度的影响，进而探讨了园林风格、园林类型、真实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结论】复建园林作为历史真实的虚像，是传统园林文化的重要表征，在复建信息真实以及准确展示的基础上，可以发挥多元的价值。

 

中国传统园林与传统名胜类似，往往具有高度文人化的特征。与园林本体相比，文人所撰写的文学文本更加具有跨越时间的持久性。正如《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一书在对黄鹤楼、凤凰台等名胜诗歌的剖析中所总结的“名胜的文本化”与“文本化的名胜”，黄鹤楼等胜迹屡毁屡建，即便在不存之际，也依旧有文人延续题写登临黄鹤楼之观览体验的传统，延续历史记忆的方式“是保留瞬间的体验感，而这种体验感通过文学记述得以永存”[1]。明末已荒的西湖十景之曲院风荷，在当时各版西湖图中仍被描绘为盛时之图景[2]。除绘画与诗歌之外，单园名本身的延续也蕴含着深刻的文化记忆[3]，如瞿兆骙在购入网师园时，“已半易网师旧规”，谓“园固非昔，而犹存网师之名，不忘旧也”①。

 

文字或图像的意义在于使本体易于损毁的园林在兴废演替的历史进程中获得了一种“永恒”，从而使园林本体具备了再次恢复与延续的可能性。自北宋苏舜钦在五代孙承祐池馆的基础上创建后，沧浪亭频繁易主，屡次兴废，多位园主着力恢复其旧观，并用“园记”的文字形式表达了延续旧址的重要性以及“复旧观”的努力；而“复旧观”的实质并非在于沧浪亭本体的物质形式，而是沧浪亭的精神与境界[4]。然而，彼时园林本体形态已不可考，因而这种恢复实质上是一种再造。正如沧浪亭也从苏舜钦时期（1044—1045年）的水边，在清康熙时期（1695年）的园林重修中被移至山巅。

 

加之中国传统“好古不好残”的审美观[5]，后世对园林的恢复普遍追求本体的完整，并不欣赏残缺的遗迹。就像梁思成先生曾言：“古建筑从来没有被看作金石书画那样的艺术品，人们并不像尊重殷周铜器上的一片绿锈或者唐宋书画上的苍黯的斑渍那样去欣赏大自然在一些殿阁楼台上留下的烙印。”[6]古代中国对废墟的理解通常蕴含着建筑消逝后所遗留的空无之感，是观者凝望和内省时的一种美学体验[7]。换言之，残缺的园林遗迹作为“废墟”，只会引发哀叹而不是美的欣赏。

 

 

这些传统促成了园林基于文字与图像的再造，即复建②。文字和图像为复建的园林赋予了历史记忆，且融入了复建者的造园理念及当时的造园风格，并在下一次复建时重复这一过程。其中复建者多数是文人，他们将精神性的诗情画意带入了复建中。也正如沧浪亭的历史变迁，基于文本的园林再造强调了“旧观”“神韵”等字眼，着重于精神与境界的延续[8]。直至当下，尽管文化语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园林复建依然得以延续并呈现出多样特征。

 

当代园林复建的相关研究整体上较为薄弱，目前较多的是对复建个案的设计分析。相较而言，陈从周的园林复建得到了更多关注，其历史传承[9]、文人理念[10]等得以专门探讨。此外，亦有国内学者系统梳理了国外历史园林复建相关研究，并进一步总结了历史园林复建原则[11]。作为传统园林当代延续的一种重要方式，当代园林复建具有从整体状况、方法理念等层面进行调查研究的必要性。

 

1江南历史园林的当代复建之概览

 

江南历史园林的复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其他区域。笔者以江南地区为研究范围，从文献检索与实地调研两方面进行统计，发现超过30座园林为当代复建（图1）。其中苏州市（包括其下辖县市）的案例数量最多，有近1/3的当代复建园林分布于此。

 

多数园林在复建之前尚有一些残存，如遂园旧址尚有部分水体，宜园旧址池岛轮廓仍在；而有些园林复建之前丝毫无存，但在历史上享有盛誉，如弇山园、水绘园、拂水山庄等；有些园林复建的是其中一部分，如陈从周于20世纪50年代在归田园居旧址上新建了苏州拙政园东部，于80年代恢复了上海豫园东部，而扬州瘦西湖园林作为湖上园林集群，较为特殊，其中历史上的多个园林被陆续复建，包括卷石洞天、西园曲水、虹桥修禊、趣园、春台明月等，成为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内的景点。

 

 

就复建时间而言，以20世纪80年代之后为主（表1），主要原因在于园林建造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正所谓“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12]。其中，苏州塔影园、南浔宜园、常州半园等均是新近的复建，当下还有常州止园等作为地方重点项目正在复建中，园林复建之热潮由此可见一斑。

 

2江南历史园林的当代复建类型与策略

 

2.1公园化的早期复建

 

20世纪50年代在江南地区复建的园林有拙政园东部及愚公谷，二者在复建中都很大程度强化了公共游览的特质。拙政园东部原为王心一的归田园居，清嘉庆（1796—1820）年间王氏衰落后逐渐荒废，至清道光（1821—1850）年间东部多半已变菜地，与拙政园中部以墙隔绝。1938年，东部被伪江苏省政府教育厅占用，打通中、东隔墙；1946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将东部作为教职员宿舍，将菜地辟为操场；1952年，东部经整修后暂为花圃和职工宿舍；1954年，苏州园林管理处接手拙政园后，于1954—1960年复建东部，并将拙政园中、西、东三部合而为一[13]（图2）。

 

拙政园东部面积约2.73hm2，占拙政园总面积一半有余。东部大门为今拙政园主入口，

整体布局开阔舒朗，东为大片草地，西为曲水环绕土山，与中、西部移步异景的传统园林风格有所差异。刘敦桢评述东部具有明快开朗的特色，并且有所创新[14]；陈从周则认为“东园辽阔，游人无兴，几成为过道”[15]7。确实，东部的设置改变了整个园林的入口，影响了拙政园的整体格局，对观者感受有较大影响[16]。

 

公园化与游览化的特征是当时社会背景的体现。在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经验的大趋势下，文化休息公园建设风尚的传入和大众休闲游憩的需求使得“实用”成为重要的理念。基于“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的功能分区成为公园规划的重要策略，因而新建或改扩建的园林往往更倾向于展现开敞与宽阔的空间特色，以满足大众游览的需求，而当时传统园林曲折且幽深的空间设计被认为具有意识形态上的错误[17]。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当时复建的无锡愚公谷结合了惠山风景区的特征，重点考虑大众游览的需求，拆除了若干建筑，扩大了空间。

 

2.2延续文人造园传统的复建

 

在诸多的园林复建之中，陈从周是以文人化的传统姿态与方式介入园林营造的典范，实现了文人造园传统的延续，即基于文本的诗情画意再造。他对文人造园传统延续的贡献至少包括3个方面：1）以诗情画意介入园林营造；2）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发挥“能主之人”的作用；3）组织文人活动，将园林本体进一步精神化。具体而言，陈从周主持了上海豫园东部、昆山遂园、如皋水绘园等园林的复建，其中以豫园东部最能彰显其匠心③（图3、4）。

 

 

陈从周在《豫园顾曲》一文中描述了园林构思的情景：“我幻想着在明代当时的亭廊水榭如何？这些建筑中又怎样传出了婉转的曲声歌喉，笛韵人情？那种雅淡高洁，明代人的园林意境，如何重新表达出来，的确是耐人寻味与深思”；又在《重修豫园东部记》中说道：“以空灵高洁为归”。这可视为一种入境式的思维方式，交融了诗情、画意与曲韵，具有典型的文人特质。关于如皋水绘园亦如此，陈从周反复阐述“水绘”意境：“园依故城，水竹弥漫，城围半园，雉堞俨然”[18]。

 

豫园东部的造园设计与现场实施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按陈从周的说法，隔日就去工地，豫园就是“家”；陈从周与学生、施工人员一并，“做做看看，看看做做”[19]，因地制宜，反复推敲，这是一种基于现场的营造方式，堪比《张南垣传》中所记录的现场指挥、运斤成风的境界。除园林中的楹联匾额等题词之外，陈从周还依照传统组织了“豫园雅集”，并由周道南编撰了《豫园新咏》诗集。这些举措都以文人化的诗情画意方式生动地阐释了豫园。

 

豫园东部复建并非自出机杼的全新设计，事实上陈从周也“退而细考潘氏园记与今日之实况”，下了一番研究的功夫④。同时陈从周一贯重视园林的历史：“旧园修复，首究园史，详勘现状，情况彻底清楚，对山石建筑等作出年代鉴定，特征所在，然后考虑修缮方案。……整修前人园林，每多不明立意。余谓对旧园有复园与改园二议。设若名园，必细征文献图集，使之复原，否则以己意为之，等于改园。”[15]16但陈从周并未依照园记复原豫园东部布局，一方面，园林整体格局的剧变导致无法按初始格局进行复原；另一方面，在园林复建的文人传统中，园林精神与境界的延续更为重要[19-20]。这种文人化的复建方式即是书写胜迹、文本再造的传统：

 

1）既重视文本等信息的真实，又不拘泥于园林物质要素的真实性；

 

2）从文本中获取园林的精神与境界，于再造之中加以延续；

 

3）在真实信息之余的补白中融入造园者的诗情画意，继而更以文本的形式完成又一次的书写。

 

2.3遗产理念影响下的复建

 

园林的文人传统由来已久，而国际遗产理念的传入对国内古建筑的保护实践发挥了更显著的影响。在《威尼斯宪章》（简称《宪章》）等国际文件的影响下，“历程价值”得以重视[21]，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2]以“不改变文物原状”替代了1961年《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的“恢复原状”和“保持现状”原则⑤。

 

2000年中、美、澳三方编著《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简称《中国准则》），是中国文物体系与世界遗产体系接轨的成果之一，整合了中国古建修复传统做法与《宪章》精神，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下包含了“保存现状”与“恢复原状”两方面内容。《宪章》首先影响了中国遗产法规，而后逐渐被遗产保护界接受和应用。

 

如20世纪80年代恢复的浙江松阳延庆寺塔、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等工程仍是在“恢复原状”原则下恢复至始建的建筑风格；及至20世纪90年代，《宪章》精神逐步影响了国内修复实践，如天津蓟县（现蓟州区）独乐寺观音阁和浙江武义延福寺大殿都不强调恢复至某个时代的统一风格，而是保留了不同时代叠加的成果[23]。

 
  

 

20世纪90年代中期复建的绍兴沈园也受到了国际遗产理念的影响。复建之前，园址尚存宋代葫芦池、古井和土山。在朱光亚的主持下，以保护考古发掘所得遗物为第一目标，贯彻“尊重历史、保护第一”的复建理念，规划古迹区以原状保护考古挖掘出的遗迹；在古迹保护的基础上营造园林，利用园林建、构筑物原址保护古迹，并设立解说牌，充分展示了遗址保护的真实性[24]（图5）。沈园重视对古迹的保护，受到了建筑考古学影响，同时并非只有遗址展示，而是在划分古迹区的基础上复建了园林，并将其恢复至宋代风格。

 

如果说绍兴沈园是遗产理念在江南园林的初次体现，那么杭州芝园则体现了遗产理念与复建传统的一种碰撞。20—21世纪之交的杭州胡雪岩故居（芝园）复建成为反思《宪章》的缩影。胡雪岩故居始建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总占地面积约7200m2，其中芝园面积约1300m2。自胡雪岩去世后，其故居日益衰败。

 

 
 

复建设计以1920年沈理源主持测绘的“胡雪岩故宅平面略图”（图6）为主要依据，同时参考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胡雪岩外传》以及故居同时期建筑，面向社会征集了老照片，并采访了故居20世纪50年代毁坏前的相关目击者[25]。




在芝园复建时，可依据的材料较为充分，测绘平面图与桥亭、四照阁等重要景点的老照片发挥了巨大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针对现场遗址的考古勘探识别了原有测绘平面图的局部错误，并在复建过程中进行了纠正。由于山池、驳岸等形态不规则且复杂，难以完全把握细部复建细节，因此该项目特地聘请叠山名师，充分参考平面图、老照片、从遗址挖掘出的信息，进而加以复建（图7）。可以说，芝园的复建坚持了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在最大程度上逼近原状（图8）。

 

在芝园复建过程中，关于修复的理念存在分歧，焦点在于是否遵循遗址保护的“可识别性”的原则⑥。作为顾问的杨鸿勋指出国际文件忽略了东西方建筑差异的问题，明确肯定了科学复原的文物建筑的价值，肯定了相关基础文件的可靠性，提出全面修缮、科学复原的建议[25]。工程主持人高念华在杨鸿勋的支持下，坚持“按原状修复”理念，完成了包含芝园在内的整体故居的设计与施工⑦，在园林要素上不做任何现代标记和留白。

 

之后，高念华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古建的修复问题——对〈威尼斯宪章〉有关条款的认识》一文，引发了一场针对《宪章》，尤其是“可识别性”原则的大辩论[26]，反映了中国特色文物修复方法的探索历程。2007年《北京文件：关于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与修复》（简称《北京文件》）等在这一探索历程的基础上，明确了中西方修复对象的差异性，肯定了“恢复原状”的修复方法，即允许特例原址重建[27]；2015年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延续并发展了这一理念，正如其序言中指出：“新版《中国准则》将已损毁的历史建筑重建，定位为对原有建筑的展示方式，确定了重建建筑的性质和价值，回答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中长期存在的争议。”[28]

 

 

愚园与芝园类似，依据充分的史料，开展必要的考古工作，对风格、形式、工艺等进行深入研究后，完成了行之有效的原状恢复。愚园复建最重要的依据是20世纪30年代童寯先生的测绘图，其他依据包括光绪二十年（1894年）《白下愚园集》、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凤麓小志》中的愚园全图、相关历史照片，以及《白下愚园集续》《金陵胜迹志》等文献资料[29]。




 

 

此外，针对现场遗存的水体与部分建筑，2009年南京市考古队对水体北侧和东部水湾进行局部考古挖掘，发现了清远堂南侧平台的基础以及若干水体驳岸的桩基[30]。将遗存平面图、童寯测绘图、复建规划总平面图三者对比可以看出（图9），复建实施方案以将主体部分恢复至光绪（1875—1908）年间愚园盛期之景致为目标，同时紧密结合了现状遗存特点，使总体格局保持一致，对局部进行了调整，使具体建、构筑物的形式等也达到了较高的还原度。

 

宜园的复建同样开展了较为充分的前期研究⑧。复建前场地荒芜杂乱，多为菜地，主要的园林遗存为湖面、湖心岛以及少量建筑基址与假山。复建要点之一在于精准定位，东南大学的设计团队在童寯步测图的基础上，以现状场地中尚存的东大街边界、竞秀草堂、湖心岛岸线和罗汉松为尺度和格局定位参考，逐步叠加、调整成相对准确的宜园总体布局和平面关系[31]。另外得益于老照片中的充足信息，建筑形式及细部等都得到了较好的恢复。比对宜园同一角度的新旧照片（图10），如闹红舸、退修庵、鱼戏亭、九曲桥、凝翠阁、夕佳亭等建、构筑物，其形式和规模乃至细节皆高度一致，基本还原旧观。

 

芝园、愚园、宜园等复建实践均未遵循“可识别性”原则，但都体现了信息的真实性，尤其是园林物质实体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这来源于遗产真实性原则的影响。这些园林复建实践在尽可能全面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取得足够的包括布局、要素、形态乃至细部等信息作为复建的依据。其中历史时期的平面图与老照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场考古更增加了信息识别的可靠性与科学性，而文字只能作为辅助材料，这类复建深刻体现了对园林物质性的关注。

 

2.4文化需求驱使的再造

 

传统园林承载了园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江南地方文化的重要部分，在社会集体认知中，园林成为具备高度文化意义的符号。与传统文人化的胜迹书写有别，也与国际遗产理念浸润下基于真实性的复建实践不同，文化需求驱使之下的园林再造重在古为今用。当然，前述复建风格都具备文化层面的意义，此处的文化需求更侧重于将复建园林视为文化符号，侧重于当代文化的构建与表达。相关案例数量众多，难以精准分类，而约略加以区分，包括补全胜景、异地复建、冠名借用、融汇混合等类型。

 

2.4.1补全胜景


 

 

补全胜景的园林复建当以扬州瘦西湖园林群为最典型案例。瘦西湖在历史上逐步形成了自天宁寺至蜀冈平山堂“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整体格局，并以“北郊二十四景”⑨闻名于世。“虽全是人工，而奇思幻想，点缀天然，即阆苑瑶池，琼楼玉宇，谅不过此。其妙处在十余家之园亭而为一，联络至山，气势俱贯”[32]，各园林构成一个湖上园林集群，历经了战乱等因素的摧残。园林群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复建，整修了徐园、长春岭、莲性寺、莲花桥、凫庄等，恢复了卷石洞天、白塔睛云、二十四桥（图11）等景致，至2006年，已基本恢复清代“北郊二十四景”；复建工作多以《扬州画舫录》《乾隆南巡盛典》等历史资料为参考，重点在于整体风格的统一，以取得补全胜景的效果[33]。

 

2.4.2异地复建

 

苏州虎丘的西溪环翠与一榭园的复建目的也是补全虎丘这一胜景，但属于异地复建的类别。一榭园本来位于虎丘山东南麓，作为虎丘景区环境综合整治和建设项目的一部分，复建用地从虎丘东南侧换到了东北侧⑩。园中以水面为主，夹岛成溪，隔廊成池，多由小石桥连接，并以水面倒影借景虎丘及云岩寺塔。

 

异地复建的案例并不止一榭园，如上海南翔檀园、常熟拂水山庄、南京芥子园、嘉兴勺园等，数量众多。南京芥子园为清代李渔别业，始建于清康熙六年（1667年），原址已荡然无存，今址与之相距数百米?。上海南翔檀园是明嘉定“四先生”之一李流芳的私园，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占地约3亩（2000m2）；檀园旧址在镇北横沥东和吾尚塘之南，而复建于今南翔老街东侧?。上海檀园、南京芥子园的复建并无充分的直接依据，而是由设计团队依据园名以及文字、绘画等间接信息进行的当代创作，试图与消逝的历史园林取得关联（图12）。

 

址已荡然无存，今址与之相距数百米?。上海南翔檀园是明嘉定“四先生”之一李流芳的私园，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占地约3亩（2000m2）；檀园旧址在镇北横沥东和吾尚塘之南，而复建于今南翔老街东侧?。上海檀园、南京芥子园的复建并无充分的直接依据，而是由设计团队依据园名以及文字、绘画等间接信息进行的当代创作，试图与消逝的历史园林取得关联（图12）。

 

异地复建并非当代才有的现象，历史上就有因原址风景不再而择地复建的情况，如绍兴兰亭?、杭州曲院风荷?等。异地复建的内在驱动力往往来自恢复胜景，而恢复胜景与书写胜迹相互促进，《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1]分析了名胜的书写，并提出名胜在历史中不断得以复建的缘由在于它们成为了具有高度象征性的文化符号。

 

2.4.3冠名借用

 

弇山园不仅是异地复建，更是将园名作为一种符号而运用。弇山园本在江苏省太仓市隆福寺西，由明代王世贞（1526—1590）经营约10年，陆续建有东、中、西三部分，成就一代名园。历经转手，民国时期仅筑有半园，20世纪30年代童寯先生游览时，已是“园小而屋宇夹杂，旧日假山，仅存一撮”[34]。而今日复建的太仓弇山园位于原址以北，其前身为人民公园，可以追溯到民国初年所建的游息山庄。2003年人民公园改扩建，局部参考了弇山园的历史等资料，部分景点采用了弇山园景点名称，2005年改名为弇山园，是冠名借用复建方式的典型案例。

 

2.4.4融汇混合

 

符号化的倾向容易掩盖历史信息的真实性，也会失去文人传统对精神与境界的重视，复建似乎就可以摆脱真实性的限制，甚至可将不同园林的要素融汇混合。虎丘附近的塔影园便是融汇混合的例子。虎丘有两座塔影园，皆位于虎丘东南隅。其一为文徵明之孙文肇祉所造，原名海涌山庄，引塔景入园，“以塔影在池”[35]，故更名“塔影园”，谓“凿池成塔影，结屋依山阿”[36]；后为顾苓所得，写有《塔影园记》。其二为清乾隆年间蒋重光所造，“昔顾高士苓居塔影……今异其地而同其名”[37]；嘉庆二年（1797年）改建为白公祠，咸丰兵燹后巡抚恩寿奉敕为李鸿章建祠，将塔影园划归祠内，又名靖园；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为学校占用，园景无存，

李鸿章祠于1998年被列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政府部门启动塔影园重建，于2022年建成。据今塔影园的解说标识，“今合两园名迹，于靖园故址，拓地近三十六亩，重建塔影园，为市民和游客新增一处游赏胜地。”两座塔影园被合并为一座园林。

 

上述4类园林复建案例体现了文化需求驱动下的园林复建重点不在于古而在于今，历史信息的真实性往往让位于形式上的文化表现，形式风格取代了真实性或精神性，成为复建策略中关注的重点。上述补全胜景、异地复建、冠名借用、融汇混合等策略，更多地包含了嫁接、借用、混合等多种方式，给园林历史与文化的延续带来了若干影响。

 

3园林复建的主要问题与影响

 

3.1风格的执着与类型的异化

 

园林的复建多以恢复某个时期或者某种风格的完整状态为目标，且往往是其初建或者盛期状态。对统一风格的执着其实与书写胜迹与基于文本再造的文化传统紧密相关，文本所书写的多为园林或名胜盛期的状态，是文人心中的理想状态，预示着一种具有高度完整性的风格。这在1961年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中也有体现：以“保持现状”为主，有条件则“恢复原状”，而“恢复原状”被认为是文物保护的理想化目标。彼时对原状的理解是指建筑遗存初建时的状态，最为直接的体现便是完整的形态与风格。

 

沈园的复建重视遗址保护，着力于将园林形式打造为宋代（其初建时期）的风格。文化需求驱动下的园林复建更是将园林视为文化产品，更加重视园林风格特征的完整性。当然，经典历史园林提供了关于风格的样本，尤其是假山与建筑物，因而成为复建的范本。

 

 

对风格的执着带来了模式化的问题。当代园林营造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传统造园的长期经营转化为体系化的产品设计与建造，设计与施工分离，周期也相对较短，加剧了复建成果愈发普遍的产品化和模式化。当代园林复建的建筑容易体量趋大、形制趋同，如太仓南园和乐荫园的厅堂建筑形式基本雷同；园林假山体量与石料尺寸常常偏大，掇山多显无章；多数园林复建时更为重视建筑和庭院空间的构成，却忽略了植物景观。因此整体效果欠佳的案例不在少数。

 

此外，在园林展陈体系中的不当解说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其中一类是多数园林缺乏翔实、准确的说明。有些解说刻意混淆了园林复建事实与园林历史信息，容易使游客产生误解，如拙政园东部“兰雪堂”是入园的第一座建筑，也是王心一归田园居中的主体建筑，园中却没有明确展现它20世纪50年代复建的历史，甚至还有“因园主在东花园种田故又名归田园居”的口头解说，一定程度上使王心一的造园历史被王献臣的拙政园造园历史所覆盖；还有一类是园林的历史信息存在较大的争议，在解说中未采取审慎态度，如扬州片石山房，是否为石涛之作尚不明确，而现有园林解说则坚持了这一说法。

 

3.2意境真实性的提出与挑战

 

当代园林复建理念和实践受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建筑遗产理论、当代多元价值认知等影响，呈现了历时性变化的过程与特征，园林复建的话语体系从“自觉的文人性”到“物质真实性”“批判的真实性”，再到“意境真实性”，不同风格的园林复建案例展现了历时性的转向变化过程。

 

沈园对待遗址的方式集中体现了真实性原则，而芝园的复建则反映了中国传统建筑与园林的特性，引发了对可识别性等相关原则的批判与反思（事实上是对物质真实性的一种批判），即强调历史信息的真实性。愚园、宜园等实践亦延续并发展了批判真实性这一态度与方法，在认可复建价值的基础上，强调复建依据的可靠性。事实上绝大多数园林遗产，即便是修缮修复，都存在部分依据缺失的现实情况，难以达到真实性的全部要求。而《宪章》要求“一旦出现臆测，必须立即予以停止”；《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也要求部分重建必须“在有充分的文献、图像资料的情况下”。

 

针对这一状况，以朱光亚为代表的学者将“意境”这一概念引入遗产领域，特别针对园林提出了“意境真实性”，认为“园林遗产的真实性首先体现在整体环境的意境真实性”，而非物质真实性[38]。当然意境真实性这一概念与遗产理念的文化性、精神性、地域性转向密切相关。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境理念在园林研究领域也已被许多学者深入阐释，如童寯在《江南园林志》[34]中首次提出了“疏密得宜”“曲折尽致”“眼前有景”的“园林三境界”，孙筱祥将文人写意山水园的创作分为“生境、画境、意境”三境界[39]，都是由意境衍生的关于园林艺术的重要解读。

 

意境真实性或许可以作为园林遗产保护的重要原则，以填补对物质真实性的批判而产生的空白。然而意境作为一种依托于物象和景象而又超脱其外的境界，通常作为最高层次的审美标准出现在各艺术领域的评价中，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与抽象性。就像陈从周的文人传承之道，本也是一种意境的方式，但不指向具体的策略与方法，这事实上对造园主事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计成所言“第园筑之主，犹须十九，而用匠十一”，原因即在于“园林巧于因借，精在体宜。”换句话说，“主”之艺术属性远大于“匠”之工程属性。然而这与当下作为社会生产的园林营造方式存在较大的差异，往往带来园林营建实际操作中的风险与挑战。

 

4结语：真实与虚像之间

 

复建园林处于遗产与非遗产之间，本研究调查案例既有芝园、愚园、秋霞圃等不同级别的文保单位；也有延续园名、当代新建的如芥子园、檀园等文化产品。此乃当下园林存在的多样客观状态。从《威尼斯宪章》否定任何重建，到《佛罗伦萨宪章》否认重建物是历史园林，它们的主要出发点是物质层面的真实性。《北京文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重建的意义，《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在一定范围内肯定了重建的方法，这实则是将国际理念与中国传统及现实融合的过程。

 

荒废残损的江南园林遗迹确实不可持续，它们既不是“经过重大自然灾害后遗留下有研究价值的残损状态”，也不是“在重大历史事件中被损坏后有纪念价值的残损状态”，正如《中国准则》清晰阐述的：“由于长期无人管理而出现的污渍秽迹，荒芜堆积，不属于文物古迹原状。”[28]诸如豫园东部的残缺、宜园的荒水蔓草，本质上与圆明园遗址有着根本区别。

 

 

在书写胜迹、文本再造的传统之中，真实是已不存在的胜迹，文本是真实之信息，而名胜或园林本体的再造，是折射真实信息的虚像。既为虚像，本体之真与否，并非至关紧要。而在当代的园林复建中，作为再造依据的文本有了更多的形式，如图像、考古、测绘等，信息可以进一步接近真实。严格来讲，大多数复建园林不具备历史价值，但不可否认其艺术价值、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复建园林构成了当代园林文化的一部分，传承了造园艺术与技艺，同时作为名胜增强了地方认同。

 

 

复建园林作为一种虚像，唯有建立在信息真实的基础之上，方能获得价值。因此对于冠名与嫁接，应当保持谨慎的态度。此外，保证信息真实性的重点在于展示与解说，如《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所言，应在全面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真实、完整、准确地阐释其价值，避免关于历史与文化的不准确表述。如此，虚像才能与真实建立有效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