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快速城市化伴随各类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质量下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疾病蔓延等城市问题，直接威胁着城市生态安全乃至人类生命健康。基于对“生态”一词源流与内涵的梳理，倡导汲取传统生态智慧，运用“生命观、动态观、系统观”辨析和破解城市生态建设及管理方法中存在的问题与误区。结合上海生态实践，通过营建以乡土植物和土著动物为主体的近自然型城市生命地标，创造健康安全且富有韧性的城市人居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生命安全是所有生命生存的最基本需求，而表征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健康水平的“生态安全”则是实现“生命安全”的最高标准和必备条件。生命安全绝不是某一物种或种群的安全，而是所有生命在复杂的生态过程中经过动态平衡后的整体性、系统性安全。生命本无害、益之分，它们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占据着不同的生态位，息息相关，环环相扣，时刻参与并共同守护着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安全[1]。

如果生物自身生命安全受到自然环境问题的威胁，本质上反映的是生态系统本身面临着严重失衡与挑战。大型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在敲响生命安全警钟的同时也再次告诫我们，单纯以人类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生态”认知与手段显然无法解决人与自然生态系统长期失衡引发的矛盾，远有《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中的灭四害运动[2]，近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呼声中的盲目“生态灭杀”[3]。

这些很可能进一步引发严重生态后果的做法均是对“生命”“生态”缺乏系统性、整体性考虑，缺乏运用生态学思维做出前瞻远视的具体表现。如何以基于自然的方法，科学、理性又不失人文关怀地指导人居生态环境的建设发展，倡导“真”生态、拒绝“假”生态，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生态哲学观依然任重而道远[4]。

 

生态建设理念：生态智慧

 

生态学者认为“城市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生态系统，具有一般生态系统的基本特性，由人、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生命要素与各种环境条件等非生命要素组成，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构成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是由自然—经济—社会3个子系统构成的复合系统”[5]。其中自然生态系统对维持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为人类提供优质生态产品的重要载体，应是城市生态建设的主要抓手和重要途径[6]。

 

自1866年德国博物学家E.Haeckel首次提出ecology的定义，到日本三好学（MiyoshiManabu）教授将其译为“生态学”并被逐步引入中国，作为“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现代科学门类，其地位不断提升。《现代汉语词典》中将“生态”定义为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及发展的状态。中国古人认为“生”既有生命之意，更有“生成变化”“生生不息、繁衍不已”之动态、过程的内涵，如《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态”（態），意态也，从心从能。

故而“生态”具有“生之态”之寓意，“态”既是“生命”的存在“状态”与发展的“态势”，更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强调追求主客共生、和谐美好的发展态势[7]，并集中体现于生态“三观”—生命观、动态观和系统观[5]。因此，我们所期盼的健康、安全的城市生态系统正是人与自然在城市环境中保持和谐共生的美好状态，具备系统自我优化的自驱生命力，能保持相互促进、向好发展的积极态势[7-8]。

 

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活改善的同时，自然生境被过度片段化、岛屿化和人工化，致使生物多样性下降、生态系统整体功能退化。人与自然矛盾日趋尖锐，引发众多生态环境问题乃至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健康安全问题[9-12]。

为此中国相继开展了卫生城市、园林城市、森林城市、两型城市、低碳城市、绿色城市、生态宜居城市等各级各类评选[7]，客观上从不同角度提升了城市中人类生命健康的安全系数。但我们不禁发问，当我们追逐“城市让（人类）生活更美好”并为自己伟大的城市化进程欢呼雀跃时，我们真正理解了生态的内涵吗？我们的城市真的是生态的吗？所有的生命真正安全了吗？尊重自然法则，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调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高生态智慧[13]。

基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需要，如果违背了生态哲学三观的“生态”保护、建设与发展，则无法真正实现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生态兴，则文明兴”之终极目标，坚持与传统生态智慧相契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概念框架正逐渐成为政府与学界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