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西湖组景教化机制研究

 

摘要：惠州西湖组景作为惠州西湖风景特色和惠州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具有重要的教化作用。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西湖组景本身的意象和内涵。基于阐释和传播的视角，分析惠州西湖组景的形成和传播过程，并结合教化的基本含义，从教化基础、教化核心和教化结果3个方面总结惠州组景的教化机制，探析组景获得民众普遍认同的原因和规律，为惠州西湖等公共园林和风景名胜区发挥文化的培育与传播作用、现代组景创作与品鉴提供参考。

 

自宋代以来不同时代形成的组景(表1)是惠州西湖景观特色和城市历史文化底蕴的重要载体。目前惠州组景的研究主要从景观意象和其反映的文化内涵[1-3]角度展开，更多关注景物本身的特点。从教化角度，组景文化内涵如何影响民众行为思想，以及民众如何理解景观意象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教化是指在个体与社会交往互动的基础上，使一定的价值理念有效传递给社会中的个体并转化为自我的内在品质，在普遍性认同的基础上最终通过外在行为表现出来的一项社会实践活动[4]。

教化的核心是主体观念的传递，而内在主体观念可以通过普遍认同的外在行为即教化结果得以考察。组景教化研究需要结合组景这一特殊风景存在形式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组景的形成是文人和地方官员等组景主体对名胜景观游赏咏叹等审美活动，经阐释总结转换为景题、诗组、绘画等文本形式得到广泛传播并获得社会大众普遍认同的过程。组景教化还涉及风景园林审美中个人审美经验如何转化为社会普遍认同的基本问题。

 

本文基于教化的基本含义，结合组景的形成和传播过程总结惠州西湖组景的教化机制，以探究组景获得普遍认同的深层原因和基本规律。组景教化机制的研究对指导现代组景创作和风景文化的培育与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风景“教化”引申出的环境伦理含义更是风景园林实践的基石[5]。

 

1教化核心：组景主体的公共阐释

 

教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的传递。组景实现价值观念传递主要依赖组景形成过程中主体的公共阐释作用。“公共阐释的内涵是：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文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6]。惠州西湖组景的主体主要是文人和地方官员，他们既是组景的创作者又是意义的阐释者。惠州古代文人和官员创作组景的历史语境是当时盛行的文人群体创作“八景”的社会风气，同时受文人和地方官员身份的责任伦理和社会理想等公共理性影响。通过主体阐释使组景从物质性存在转向价值观念教化，形成的“文本”标志着组景正式确立，组景也进入了更广泛的传播领域。惠州府志和西湖志等文本是组景传播最主要的载体。作为地方管理者，组景主体掌握了发行书刊公共机构的权力，即主导了组景的阐释传播权。古代官府定期修编地方志使组景教化在时间上的延续性获得了一定制度上的保障。回归具体历史语境，以主体公共阐释的视角考察组景形成的过程是理解教化机制的关键，同样是如今理解组景文化内涵的关键。

 

1.1组景主体阐释的历史语境

 

惠州西湖组景主体阐释以中国传统文学和绘画领域的文人群体组景创作传统为具体历史语境。组景创作在中国传统文艺界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并多以“八景”形式呈现。南齐诗人沈约游览风景，以“秋月、春风、衰草、落桐、夜鹤、晓鸿、朝市、山东”为题材作“八咏诗”。

唐代柳宗元作“永州八记”，宋代宋迪绘“潇湘八景图”和苏轼作“虔州八境图”序等。“八景”现象逐渐成为中国文艺界的滥觞。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八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创作主体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并影响传统园林的建设和园林艺术的发展[7]。文艺群体“八景”创作传统是惠州西湖组景实现公共阐释的历史前提和最直接的社会文化背景。

 

1.2组景主体的教化理念表达

 

组景是主体价值观念的表达载体，组景主体作为州府治理者和文人身份的责任伦理和社会理想等公共理性是惠州西湖组景教化所要传递的核心理念。组景主体的教化理念具体可以从其西湖建设主张和事迹反映(表2)。西湖等公共园林是“政府官员对地方治理政治、文化、经济的综合性载体”[8]。文人和官员发展农副业，开发风景资源，反映其经世致用的德政、仁政之义，以及对改造自然的积极态度，对封建小农理想生活的向往。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文人和地方官员的个人之修身之道和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践行二者紧密配合[9]。他们对于自然山水除了有“仁者乐山，知者乐水”的个人感悟外，同样重视山水文化对民众社会的教化。文人和地方官员希望通过风景游览陶冶教化民众，使社会长治久安，他们对自然风景的营建鉴赏不仅是其经世致用价值理念的表达，还是其作为地方官员的责任要求。在惠文人和官员通过西湖风景的兴修和相关物象的诗文创作等具体手段促进了惠州地方伦理教化[10]。主体的阐释使组景承载了表达组景主体公共理性的作用，是组景由景观物象的存在转向价值观念的教化的关键。

 

1.3组景主体代表的公共机构的出版宣传

 

组景主体作为地方官员还掌握了地方出版和宣传的公共机构。公共机构的出版宣传对组景阐释传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重要的文化传播作用，刻书获得了中央的重视，并有专门的规定督促，刻书出版活动主要掌握在州府县地方公共机构[11]。利用刻书文本教化民众的方式是中国古代文化生态系统的一环。组景的阐释传播很大程度依赖于这种方式。

 

惠州西湖组景主要的传播载体是地方志。历代《惠州西湖志》将组景作为首要宣传对象，置于开篇并配精美图画和诗文加以阐释(表3)。明清的惠州府志对组景亦有详细记载。随着历代志书的出版，组景对民众的传播阐释得到更新和强化。地方志的定期修订与出版，也使组景的传播延续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制度上的保证。主导修编的人员亦为惠州的地方官员，组景阐释传播不仅是他们个人理想志趣的表达，还作为其治理政绩的宣扬。地方官员通过公共机构积极地阐释宣传组景，对组景的传播和继承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