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昆明城市公园建设的双重影响因素

 

4.1形式风格与建造技术的杂揉

 

纵观近代昆明的公园建设，受到传统公共园林建设经验和西方近代公园范式的双重影响。一方面，传统公共园林及其园林文化与造园经验并没有因为新时代的到来而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首先，丰富的传统公共园林遗产成为近代昆明城市公园得以快速拓展的基础。大多数公园脱胎于寺观祠庙和风景名胜为核心的传统公共园林，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传统的状貌，如翠湖、圆通、大观楼、古幢、龙泉、虚凝等公园莫不如此。

其次，在辟建近代公园的同时，许多传统风景名胜得以保留，作为特殊的“公园”同样成为市民重要的活动场所，如翠湖西侧的近华浦、祖遍山上的大德寺双塔、城南的东西二寺塔等。此外，由于现代公园建设的知识与技术体系远未形成，传统园林的构图元素、造园手法、审美志趣乃至建造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被沿用。

另一方面，在清末开埠、滇越铁路通车、市政建设运动及抗日战争后方建设等因素的直接推动下，各种西式的园林元素及造园理念强势植入。于是，传统的亭台阁榭、叠石流水、祠庙胜迹与西式的喷泉、雕塑、建筑、植物相混搭，崇尚天然山水、历史胜迹的传统审美与突出科学文明、国家民族等主题的现代风格相杂糅，现代建筑技术与传统营造技艺并用，呈现出一种土洋结合的特征。

 

4.2功能叠加与公共性内涵冲突

 

作为百姓的游憩空间，传统公园林往往集游园、祠庙、集市、茶社、戏园等于一体。从传统公共园林到近代城市公园转变过程中，上述功能被不同程度地保留或转化。但是，在新的时代，公园不仅仅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同时还被视为塑造现代国民的重要阵地。因此，除了保留供休闲消遣之外的茶社、戏园及花市、庙会之外，还设置了强健民体、启迪民智、陶冶民德的公共图书馆、民众教育馆、博物馆、动物园等。

此外，以“振兴地方实业，培育地方荣耀”为目的的工农业特色商品展示会、博览会成为这一时期公园的重要活动。近代城市公园集休息、娱乐、教育、运动、文化等功能于一身，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并引导民众接受文明健康的近代都市生活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及思想观念，潜藏着隐性的社会规训。显然，从传统公共园林到近代城市公园的转变过程中，并不仅仅是传统与现代功能的简单叠加，更蕴含着传统与现代2种公共性内涵的冲突。

 

4.3营建机制的继承与转变

 

如前文所述，传统公共园林具有地方官员主导、官民共同培护的传统。这一传统在近代昆明城市公园的建设中同样得以延续。特别是，进入民国后，公园建设被作为实施社会改造的重要途径，被纳入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阀的宏伟建设蓝图——中央政府试图借助公园建设灌输统一的意识形态，而地方军阀则试图通过公园建设培植独立的地方意识以抵制外来的“同化”。



因此，民国时期昆明作为滇系军阀控制下的边疆省会，公园成为自上而下的国家观念，民族主义与地方意识汇聚、冲突、融合的场域。中央和地方政府当局均利用公园进行国家观念、民族主义与地方意识的宣传，在公园内建立纪念碑、纪念亭、雕像等纪念物成为城市公园建设的重要内容(图6)。

事实上，无论是传统公共园林还是现代城市公园，作为教化民众的载体，都有着明显而刻意布置的空间象征系统。所不同的是，传统山水园林中纵情山水、追古思今、忠义仁孝的主题，被现代性的国民塑造和政治宣传所取代。

 

5结语

 

综上所述，近代昆明的公园建设根植于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并成为解决近代化中种种社会问题及彰显新的时代气象的重要举措。然而，由于社会近代化转型相对滞后、西方近代公园范式推展的局限，以及传统公共园林自身的丰厚积淀和持久影响，近代昆明的公园建设作为都市现代性的表征，呈现出一种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的混杂。

 

这一“混杂”的现代性特征不仅体现在形式风格与建造技术的杂糅，以及“传统”与“现代”功能的叠加，而且更为深刻地体现在公共性内涵与营建机制的继承、冲突与转变。上述特征的形成并非是传统公共园林的自然生发，也并非是西方近代城市公园的移植。因此，近代昆明的公园建设受传统公共园林建设经验和西方近代公园范式的双重影响，既是西方近代公园范式在特殊历史与社会境遇下本土化转译的结果，同时也是传统公共园林在近代化语境下不断重构与再定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