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区的棋盘博弈：区域设计中形态学主题的运用

 

摘要：中国空前的城市化速度与规模亟需更先进的规划设计策略。探索基于形态学的区域设计研究教学方法，从而制定体现中国大都市区特征的空间策略。在设计课程背景下，介绍了以形态学主题为基础的探索性棋盘博弈这一方法论，并应用到粤港澳大湾区空间转型的场景设计中。评估了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和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城市学系连续4年的一系列合作成果。

 

1）沿着设计课程的流程，阐明了教学轨迹。

 

2）调查了不同形态学主题如何影响学生的设计成果，对比了成果的空间特异性以及设计提案的激进程度。

 

3）探讨了是否部分形态学主题更适用于大湾区社会文化与环境的特殊性。在6次课程中，学生们研究了8个形态学主题：点状、线状、条状、巨型街区、放射状、环状、交叉状和边缘状。

 

实践表明存在冗余的主题，因此对主题的进一步确立值得深入研究。需要指出，2所大学的设计课程存在差异，这似乎也影响了棋盘博弈法在各自课程中扮演的作用。整体而言，此教学方法论可以产生远超传统空间规划的设计策略。因此，以形态学主题为基础的棋盘博弈是一套充满前景的方法论，并且今后有望结合更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进行进一步深化和测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增长时代。人口、经济和城市面积的增长速度与规模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前所未有的[1]。即使近年来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和低生育率为增长趋势带来了不确定性，但是中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政治体系仍然正在进一步推动社会和空间层面的大规模转型[2-4]。

 

在中国的规划体系中，汇聚多个国家和全球重要功能中心的城市聚集区—大都市区（megaregions），已经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基点而备受关注[5]。因此，应对中国独特的城市化形式仍然是当前适时且紧迫的挑战，特别是在巨型区域化（mega-regionalization）发展的复杂性正加剧着这一挑战的情况下。本研究将特别关注上述背景下的空间特征，以及在这一规模尺度下将未来发展概念化的可能性。

 

城市学（Urbanism）是一个跨度广泛的学科，其工作核心围绕横跨多个尺度的空间转型。该学科整合了来自不同领域的方法[6]。作为于20世纪以来（重新）得到关注的城市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设计（RegionalDesign）同样也是如此[7]。区域设计融合了来自城市设计、空间规划、景观规划和环境规划的方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可以通过设计引导城市化进程摆脱传统城市核心区限制—这种设计虽然具体针对物质空间，但不局限于物质空间。

此外，区域设计的核心潜力之一是它允许学者和从业者“对未来进行战略思考”[8]44，从而“挑战或丰富主流空间概念”[9]72。因此，它是一门颇有前景的学科，具有在符合中国特定规划模式的尺度上应对各种城市挑战的潜力。

 

笔者深入研究了作为学术性规划和设计课程方法论的探索性棋盘博弈（speculativegameboarding），以探索巨型区域化背景下的各种区域设计替代性策略。棋盘博弈（gameboarding）是一个以团队合作设计为基础的，通过直觉的、游戏性的方式来开发空间策略的过程[10]。本研究参照的具体活动为香港理工大学（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与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荷兰）在4年的合作中开展的设计课程。事实证明，这一合作教学所采用的工作方法非常适合在区域设计层面展开新的探索，且可以激发来自不同学科的参与者对城市-区域问题的整体性和颠覆性思考[11-12]。关于在这种设计环境下产生的设计成果的水准，目前的研究还比较少。

 

因此，笔者研究了上述合作设计课程中与各种形态学主题相关的项目，重点关注成果的质量和多样性，其中包括这些成果在拓展针对中国的区域设计策略方面的潜力。在深入论述本研究的方法论之前，首先回顾了必要的理论背景，澄清了巨型区域化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对“新”应对策略的需求。

 

1背景

 

1.1巨型区域化

 

在过去的150年，很多术语试图定义区域尺度下的城市化进程。Dawkins指出，区域发展理论大多来源于19世纪末经济学家的研究[13]。一个侧重于空间层面的、与当代对城市化的理解更接近的开创性理念，来自Geddes和他的城市集聚区（urbanconurbations）概念[14]，始于如下的观察：城市地区日益扩大，超出了通常在地图上划定的“点”[14]30，形成越发庞大的、连续的集聚体。类似的观察使得Mumford提出了巨型城市（megalopolis）的概念[15]，而这一概念后来又被Gottmann所重拾并发扬光大[16]。

他将美国东海岸（从波士顿到华盛顿）确立为20世纪区域城市化的原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影响不断上升，促使这些概念进一步发展：极具影响力的一些研究，如对世界城市（worldcities）[17]和全球城市（globalcities）[18]的研究，进一步推动并在20世纪末创造了全球城市区域（globalcity-regions）[19]的概念。如今又涌现出了大量的不同概念，例如：都市连绵区、远郊地区、巨型城市区域、超级区域和都会区，这些概念都意图去描述基于一个普遍现象的共识：区域尺度上具有强大内部和外部联系的城市和经济聚集区的扩张。

 

 

在21世纪，大都市区这一术语越发得到广泛认可，被用来描述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的区域城市化的新形式[20]。大都市区不仅被用作一个概念性的构想来衡量世界不同地区大城市圈的聚集程度[21-22]，同时也被作为一种手段来促进城市-区域发展中的机构合作和协调方式[5,23-24]。对于批判性城市研究来说，关注巨型区域化可以在兼顾全球性因素和当地特殊性的情况下，对多尺度的城市转型进行全面考察。

 

1.2规划与设计巨型区域

 

将巨型区域化视为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核心组成部分，可能会从根本上挑战传统的规划和设计方法。传统的以监管控制为关注点的空间规划，特别是在欧洲，往往会忽视功能和物质空间转型的结合，以及影响到巨型区域化进程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意愿的二元性[20,25-26]。而区域设计则可以为空间规划提供一个有价值的替代方式，因为它通常致力于对未来发展愿景的构想，并且这些愿景关注于由城市形态和城市经济所塑造的物质空间转型[9]。

此外，区域设计中分析和预测的迭代过程使其成为一种可以用于整合公共和私人利益相关者不同见解的有用工具[8]。因此，区域设计的作用并不在于取代空间规划，而应被视为传统空间规划模式的补充工具，同时也有潜力应对巨型区域化所带来的特殊问题。

 

中国的城市发展框架强调的是区域规划，比较少提及区域设计。尽管如此，战略性设计思维在中国的规划实践中是普遍存在的，这为引入区域设计提供了基础，从而使规划能够更好地应对中国快速城市化带来的不确定性[27]。系统性地探索这种可能性将有机会弥补这方面的知识缺口，并推动中国规划和设计领域的结合。

 

此处需要提到一些相关的设计方法，以便帮助我们更精准地定义区域设计对中国目前规划议题的贡献。在Chora的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应对宏观尺度空间转型的探索性方法论[10]，通常指向更具战略性的方法，以应对大都市区发展的不确定性。

此外，景观都市主义[28]或三角洲都市主义[29]的出现，有望使侧重于经济竞争力和凝聚力的规划向更具有全局观的规划方式转变，从而更加强调在城市扩张与社会环境问题间保持平衡的重要性。这些方法也被证明与区域设计的核心意图一致，尤其是在中国[30-31]。本研究提出的方法论意在充分发挥这些创新性和颠覆性实践的巨大潜力，以描绘出规划和设计巨型区域景观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