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回顾与模型构建

 

 

绿地具有的多重属性与社会融合密切相关[16]。绿地的物理属性，如拥有更多绿地的居住环境能鼓励人们更多地利用绿色空间，从而增加与他人的社会联系，因此与较高的社会融合程度相关[17]。然而，多项研究发现绿地的物理属性并不一定促进社会融合，除非伴随着对绿地的积极感知[18]，如在挪威奥斯陆社区的研究中发现，面积较大的绿地会阻碍空间活力，导致居民的疏远从而减少了邻里之间的亲近感[19]。齐美尔(Georg Simmel)认为环境的社会属性高于物理属性，环境必须通过人的心理转换才能产生效应[20]。个体对绿地物理属性的主观感觉和心理判断所构成的环境感知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最终的行为意愿[21]。

 

绿地促进社会融合的作用可能更多地受到主观感知属性而非物理属性的影响[22-23]。达德万德(Dadvand)等证实，居民对于绿地社会支持的感知取决于绿地的主观邻近性而非客观邻近性，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在预测绿地的社会效益方面，对环境的感知可能比客观存在更为重要[24]。张若诗通过对北京五道口公园内游览居民的调查发现，居民感知到的自然景观特征对提升公园的情感体验和依恋具有重要作用[25]。

 

 

 

流动人口与当地城市居民在日常接触中所经历的歧视和偏见，会影响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和融入当地社会的愿望[26-27]。社会融合是不同群体间相互同化和认同的过程，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之间缺乏信任，主要源于彼此间缺少接触和了解[28]。跨群体成员间通过恰当的接触，增加了对弱势群体的共情，可以减少当地居民对流动人口偏见并形成积极的群体态度，有助于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29]。因此，学者和规划设计师们一直寄希望于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为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提供公共“接触空间”，并以此促

 

许多研究发现，社区绿地中丰富的社交活动会吸引更多群体参与邻里互动，通过共享感受和经验形成彼此间积极的情感和态度，弱势群体因此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和改善跨群体关系[32-34]，流动人口社会资本的积累和转化有助于加快社会融合进程。跨群体间的社会交往使原有绿地人格化为社会空间，对因流动而导致的社会关系断裂具有重建与修补的作用。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于在绿地中不同群体间是否会产生有意义的社会交往存在质疑，他们认为人们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在公共空间中回避与陌生人的接触与互动，以避免与他人发生冲突，称之为“礼貌性疏忽”[35]。

此外，国内研究也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公共接触都是愉快的。相反，接触带来消极或消极体验的程度，强化了对弱势群体的偏见，例如在上海城市公园中调查发现当地居民和流动人口之间的群体互动有限，当地居民可能认为流动人口是“外来者”，没有同等使用城市公园的权利，在公共空间的共处可能会强化他们对流动人口的刻板印象[36]。

 

 

移动和迁移破坏了流动人口在原住地长久以来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流动人口不容易对流入地产生强烈的情感依恋，流动性是减弱“地方感”的主要因素[37]。以地方归属感和依恋感为基础的身份认同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重要维度[38]。流动人口通过人-地联结，从与流入地的无意识互动到建立对特定地方的情感联系，由此在新的城市重新建立依恋感与身份建构。

 

城市绿地可能成为个体地方情感连接的空间载体。人们对绿色空间的思考、感知、理解和想象，不仅是一种即时的感官反应，还暗示了与绿色空间更深层次的情感共鸣，这种内在心理过程可以解释为特定绿地中个体经验的结果[39]。

 

一方面， 绿地是城市中唯一的自然环境，能够满足个体的亲自然性，鼓励人们开展户外活动，通过与自然互动建立情感联系并产生地方依恋[40]；另一方面，绿地提供了开放、可达、共享的物质环境，在承载多样化休闲活动的同时促进交往、增进信任，通过跨群体间的情感积累有效增进了个体的地方依恋情感[41-42]。

 

例如，在对伊朗城市公园的社会效益评估中，研究人员发现城市公园增强了移民的地方依恋，由此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和社会融入意愿[43]。一项对广州社区的研究也发现，地方依恋能够直接提升居民的社区参与，从而增加居民之间的社会交往与社区融合[44]。

 

 

2.4  理论模型

 

上述在不同学科中发展的理论框架，为我们提供了对绿地和社会融合之间关系的全面理解。然而，人际交往机制和人地情感机制并不相互排斥，且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关的。本研究借鉴韦斯与克朗潘泽诺(Weiss and Cropanzano)提出的情感事件理论(Affective Events Theory，AET)构建理论模型。AET研究个体对工作环境的情感反应构成、原因及其影响，指出环境特征可以引起正面或负面事件的发生，而对这些事件的感受会导致个体的情感反应，情感反应又进而影响个体的态度与行为，表现为“事件-情感响应-态度意愿”的连续发生过程[45]。AET揭示的工作环境激发员工行为的情绪机制，也能很好地解释社区绿地中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意愿的发生机制。

 

具体表现为当流动人口置身于社区绿地这一环境中时，会对绿色空间产生主观感知，在高水平环境感知的驱动下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形成社会交往与互动事件。而当流动人口经历了跨群体接触这一事件的愉快体验后，会表现出积极的情感响应即地方依恋，并随后产生了相关的 “态度意愿”。积极的情感响应会使流动人口产生保持和强化此结果的态度倾向，即对自己做出正向评价的社会融合意愿(图1)。借鉴情感事件理论本研究构建社区绿地积极环境感知-正向社会交往(事件)-地方依恋(情感响应)-社会融合(态度意愿)的假设模型(图1)，并提出以下假设：

 

H1：  环境感知对社会交往有直接显著正影响；

 

H2：  环境感知对地方依恋有直接显著正影响；

 

H3：  环境感知对社会融合有直接显著正影响；

 

H4：  社会交往对社会融合有直接显著正影响；

 

H5：  社会交往对地方依恋有直接显著正影响；

 

H6：  地方依恋对社会融合有直接显著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