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然保护地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框架构建研究

 

摘要：自然保护地既是重要的碳汇，也有可能成为排放源，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增强自然保护地减排增汇能力的关键，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尚无相关研究与实践。系统回顾、总结了国内外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方法、国际自然保护地温室气体核算方法的经验。

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中国自然保护地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框架：首先，提出了衔接国家标准、对标国际惯例，自下而上为主、兼顾自上而下，突出关键类型、强调自身特点3条核算原则；其次，从核算气体、核算边界、关键类别、排放水平、排放因子5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最后，总结了核算方法，并建立了包括前期准备、数据调研、具体核算3个阶段共7个步骤的核算流程。开创性地提出了中国自然保护地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框架，能够帮助提升自然保护地减排增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助力碳达峰碳中和，对相关研究与实践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全球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福祉都产生了不利影响[1]。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GreenhouseGas，GHG)排放是全球变暖的根源[2]，减排增汇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编制GHG排放清单是其中的关键。GHG排放核算可以认为是对一定范围内的各种GHG源的排放量进行核算，GHG清单即是一定范围内各种源的排放和各种汇的清除的详细清单[3]。

 

编制GHG排放清单已成为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中的紧迫议题，但目前尚无相关研究与实践。本文旨在建构中国自然保护地GHG排放核算框架，回答如下问题：

 

1)国际社会在GHG清单编制及自然保护地GHG核算方面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2)如何核算中国自然保护地的GHG排放？

 

本文提出的自然保护地GHG排放核算方法是中国在该方向上的创新性思考。

 

 

 

中国已做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郑重承诺，编制GHG清单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基础性工作。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在国家、省、城市等不同空间尺度层级上进行[4-5]，并面向工矿业[6]、农牧业[7]、旅游业[8]等不同行业展开，但尚无针对自然保护地的探讨。自然保护地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潜力巨大，已有研究聚焦于此展开[9-11]，但自然保护地产生的GHG排放却较少受到关注，事实上，包括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大峡谷国家公园等在内的部分自然保护地已成为GHG排放源[12-13]。虽然人为的GHG排放主要集中于城镇，但城镇总面积只占中国国土面积的0.98%①，其余99.02%的自然区域中的可能排放也不容忽视。

中国在编制自然区域排放清单时，主要遵照《IPCC国家GHG排放清单指南》(以下简称《IPCC指南》)、《省级GHG清单编制指南(试行)》(以下简称《省级指南》)的方法，其原理是测算由土地利用改变、生物量变化所导致的排放，但这些方法应用于自然保护地时存在很大局限。自然保护地内的人为活动受到严格管控，这些活动不会引起明显的土地利用变化和生物量改变，但也能产生排放。

 

 

探索自然保护地的GHG排放核算及清单编制方法已成为中国自然保护地建设中重要且紧迫的议题。对于自然保护地体系而言，相关核算有助于提高中国国家GHG清单的精度，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中国自然保护地总面积已占中国国土陆域面积的18%；其访客众多，早在“十一五”期间，仅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就接待游客21.4亿人次[14]。

 

如此数量众多、访客规模庞大的自然保护地，其GHG排放已不容忽视。对于自然保护地个体单元而言，相关核算能帮助实现如下目的：

 

1)摸清“碳家底”，精准识别自然保护地内的各类排放源，清晰反映排放水平、排放结构和排放特征；

 

2)监测碳动态，依托核算工作建立起GHG排放监测体系，帮助建立长时间序列的排放清单，反映各部门各排放源的排放变化及发展趋势；

 

3)实施碳减排，对核算结果进行深入剖析，帮助管理机构精准识别减排增汇的关键战略点，确定科学、合理的减排增汇目标，以更有效地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规划、行动和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