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导向下对于武汉市UGI的优化和管理，建议以2.5km范围为管理单元。由于在该尺度下武汉市的UGI碳汇绩效与耕地、湿地占比呈反比，而与林地、草地占比呈正比。在UGI规划中应该尽可能实现2.5km范围内林地、草地的集中成片分布。

 

研究结果还表明，林地的连通度同样有助于植被的碳吸收作用。因此，应积极构建绿廊、绿带以保证林地的连通性。同时，在建设具有连通功能的生态廊道时，可考虑优先选用高碳汇树种，如泡桐、槐树、黑松、乌桕等[40]，此外，武汉市常见的悬铃木、香樟、栾树、银杏、广玉兰等树种也是碳汇能力较高的树种[40]，应加以重视。不仅如此，应充分发挥现有行道树、河岸带等廊道的结构优势，优先对这些UGI格局有利于植被碳汇的区域进行高碳汇植被的更替。

 

 

耕地的地上植被部分的低碳汇能力主要是冬闲田导致的，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导致耕地每年一季到两季的空闲[41]。武汉市耕地拉低了UGI碳汇绩效的整体水平，并且郊区大片的耕地导致了低碳汇绩效网格的聚集。规划中应对高产优质农田进行优先保护，设置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减少冬闲田，实现四季轮作也是增加耕地植被碳汇的有效措施[41]。

 

另外，本文得出武汉市湿地地上植被部分的NPP均值为216.73gC·m-2·yr-1，固碳速率为91.03gC·m-2·yr-1，远高于2000年我国内陆盐沼的固碳速率(67.11C·m-2·yr-1)[41]。但是，武汉市湿地碳汇能力仍有较大的提升潜力。2012年“湿地恢复与保护”获批列入新的碳交易类别，肯定了湿地的碳汇价值。湿地植被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和固碳能力，白洋淀芦苇的固碳能力甚至是全国陆地植被平均固碳能力的1.7~3.4倍[41]。因此，应充分挖掘武汉市湿地的碳汇潜力，积极开展湿地碳汇专题研究，建立湿地碳汇植被数据库。

 

 

本文仍然存在以下局限。

 

1)由于红边波段对植被更加敏感，因此，本文可能略微低估了植被的碳汇能力。未来可以考虑采用更高分辨率的遥感影像及红边NDVI数据对CASA模型进行改进，以克服城市、农田等区域的高度空间异质性对GI碳汇研究带来的不便。

 

2)本文忽略了UGI景观格局对降温服务的作用从而对减排造成的间接影响。因为UGI不仅可以直接固碳增汇，还可以通过降温减排、绿色出行等间接方式降低城市碳排放[42-43]。未来可将UGI的减排作用纳入考虑，综合评估UGI对碳中和的贡献。

 

双碳目标下UGI的规划与管理决策是一个多方听证-公众参与-制定法规的过程，需要跨学科的合作，以及各界学者、机构、公众的积极参与。同时，针对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也应该聚焦于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制定相应的策略[44]。因此，后续研究还需在跨学科、多领域合作的基础上持续关注增汇视角下UGI规划、管理策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