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快速而广泛的城市化引发了多方面的健康危机。健康的社区景观可以从上游帮助居民维持良好的心理、生理和社会健康状况,从而预防和减少心理及生理疾病的发生。
目前,在理论研究的层面,自然景观促进健康的系统性理论框架和相关影响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在方法研究的层面,健康社区景观的系统评价工具还没有形成。
本研究旨在初步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分析和归纳相关领域的理论和实证文献,发展出一个自然景观促进人类健康的理论框架;该框架包含景观促进心理健康、生理健康和社会健康的10条理论路径。基于此框架,结合中国现有城市社区中常见的景观条件和现有的技术条件,提出一套健康社区景观的数字化评价系统。
1健康危机及研究进展
据联合国统计,到2030年,全世界约有50亿城市人口叫。快速而广泛的城市化导致人与自然的日渐疏离、生活方式的静态久坐、生态景观的破碎支离、工作环境的极端高压、生活居所的嘈杂狭窄,这些都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心健康。精神疾病负担导致全球32.4%的伤残生活年和全球13.0%的伤残调整寿命年。中国疾病负担的数据显示,与1990年相比,在2017年总共有18个病因导致伤残调整寿命年的显著增加,其中卒中、缺血性心脏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肝癌为危害人民健康的4类主要疾病曰。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做出了全面的定义:“健康不仅是消除疾病或赢弱,也是体格、精神与社会的完全健康。[4]”这表明健康不仅是无生理异常,还应包括心理的幸福与安宁,社会关系的平等与和谐[5]。3种健康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能够相互影响、协同作用。
城市是现在及未来人类最重要的居住和生活空间,而城市社区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组成单元。城市社区景观可能是居民接触时间最长、频率最高的一类城市景观。健康的景观,特别是健康的社区景观可以从上游促使居民维持良好的心理、生理和社会健康状况,从而预防和减少心理及生理疾病的发生[6]。
为了保证研究对象的准确和清晰,景观可以定义为以城市内部及周边由自然形成或人工建设形成的开放空间及开放空间包含的景物[7];通常包含自然景观和人工景观,自然景观主要指天然形成的和人类培育的绿色植物和绿色空间;也包括其他形式的自然景观,如蓝色空间;还包括绿色、蓝色空间所承载的生物和非生物的活动;人工景观主要指由非自然材料组成的、人工构筑而成的物体或场所。进一步,社区景观可以定义为社区内部的全部景观、社区周边舒适可达范围之内的某些重要景观,以及从社区内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所包含的某些重要景观[8]。
针对健康景观及健康社区景观这一紧迫且重要的课题,各领域学者已经进行了许多理论、实证和方法研究。在理论研究的层面,国外研究自然景观促进健康相关的理论已经较为丰富。基于实证研究证据,环境心理学、环境犯罪学、社会认知学、景观生态学的学者都建立了一些相关的理论[9-15]。国内的理论研究也有持续的推进。
2011年,金荷仙团队梳理了康复花园的研究动态,并提出国内该主题研究和实践的发展建议[16]。2015年,姜斌团队梳理了近30年来重要的研究成果,概括出5种城市绿色景观影响健康的理论机制,提出了一个“理论机制-健康效应-目标健康问题”的简明框架,以及一系列待研究的学术问题[7]。2016年,徐磊青团队针对高密度城市绿地空间提出恢复性环境、积极生活和社会交往应结合起来,共同构成支持性环境[17]。李树华团队在2020年对近40年关于恢复性自然环境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归纳出6种重要的研究视角[18],并进一步提出了“绿康城市”,构建了绿康城市的六大建设原则[19]。
2020年,姜斌指出了城市自然景观影响市民心理健康的6个关键理论问题[20]。2022年,罗蓝和姜斌证明了压迫感(perceivedoppressiveness)在高密度城市景观中对居民精神健康的重要影响,并建立了街道景观-压迫感-精神压力的理论路径模型[21]。总体来讲,过去的理论虽然较为丰富且具有很高的价值,但自然促进健康的详细理论框架还未完全形成。
2011年,金荷仙团队梳理了康复花园的研究动态,并提出国内该主题研究和实践的发展建议[16]。2015年,姜斌团队梳理了近30年来重要的研究成果,概括出5种城市绿色景观影响健康的理论机制,提出了一个“理论机制-健康效应-目标健康问题”的简明框架,以及一系列待研究的学术问题[7]。2016年,徐磊青团队针对高密度城市绿地空间提出恢复性环境、积极生活和社会交往应结合起来,共同构成支持性环境[17]。李树华团队在2020年对近40年关于恢复性自然环境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归纳出6种重要的研究视角[18],并进一步提出了“绿康城市”,构建了绿康城市的六大建设原则[19]。
2020年,姜斌指出了城市自然景观影响市民心理健康的6个关键理论问题[20]。2022年,罗蓝和姜斌证明了压迫感(perceivedoppressiveness)在高密度城市景观中对居民精神健康的重要影响,并建立了街道景观-压迫感-精神压力的理论路径模型[21]。总体来讲,过去的理论虽然较为丰富且具有很高的价值,但自然促进健康的详细理论框架还未完全形成。
在方法研究的层面,国外存在一些与健康景观相关的评价系统和规划设计导则,但比较偏向于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较少针对社区空间和景观设计尺度,且较多地关注建筑和工程设计议题,较少关注景观设计议题[22-23]。国内方面,2015年,姜斌基于城市意象理论,提出了影响大众健康的16个关键空间要素[24]。2020年,姜斌团队提出了健康滨水城市景观的一系列关键特征和设计导则[25]。2022年,姜斌团队提出了绿色景观促进知识型人才精神健康的4个主要理论机制,并据此发展了一个量化评价标准[26]。2020年,李树华在“绿康城市”论基础上提出和详细阐述了绿康城市的12个重要的构成要素[19]。
2022年,徐磊青梳理了现有的具有代表性健康社区标准,并对其中的指标进行了筛选优化,最后构建了结合居民视角的五大健康社区指标[27]。整体而言,国内外都还没有构建出非常明确且系统的针对健康景观,特别是针对社区景观的评价方法,其中以数字化评价方法最为缺乏[28];同时,缺乏能够将评价工作与设计工作有效融合和能够在项目设计的多个阶段产生具体而积极影响的流程设计。
2研究目的与步骤
为推进理论框架和评价方法研究,团队开展了本次研究。首先,对近60年来全球范围内多个相关领域的重要理论依据和实证证据进行分析和归纳,发展出一套自然景观促进人类健康的系统性理论框架。该框架包含自然景观促进心理健康、生理健康和社会健康的10条理论路径。其次,基于该理论框架,本文提出一套与实践紧密结合、与社区景观特点契合的健康社区景观数字评价体系,该体系包含7个健康评价子类别和多个评价指标。最后,设计了一个完整的评价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