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福建黄翔
    两年前，一个在中国绘画界颇有建树的至交（也是盆景爱好者）问我，何谓“文人树”，笔者哑然（“文人树”见诸于盆景相关刊物，似乎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而仅仅为“瘦高型”的单一符号所取代），于是乎他说“待暇时也聊聊‘文人树”。可之后他不幸仙逝，不然想必有一番议论。笔者孤陋寡闻，对“文人树”未曾深究，更无力于该概念定义的圆说，想当然缘系于文人画，又何必径渭分明，约定俗成便是，可天性使然，持思考探源而不截流的学习态度总不至于有错吧，故成一管之见，抛砖引玉，请教方家。


    放眼华夏文明，灿烂辉煌，文学艺术博大精深，古典精神，如梦如幻。然而，在这块深厚广裹的“版图”中，没有“文人书’，、“文人诗”、“文人词”、“文人曲”、“文人舞”的标识，唯独“文人画”堂而皇之地作为中国绘画的术语名词独占一隅，得以在艺术史论及其相关著述中频频亮相，至今不竭，可见其很不一般，非同寻常，在艺术史上无疑有着特殊的地位和独特的影响力，其折射出的文化底蕴、精神内涵及历史意义远远超出“文人画”本身。


    文人画，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的绘画（但士大夫绘画不全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画），以此区别于院体画（宫廷绘画）和民间画。其提起于唐，渐进于宋，确立于元，张扬于明清，进而精进分化于现代，融会于当今（新文人画），每个时期的发展进程各有侧重，互不替代，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面世，可总体而言存在着诸多共性特点：一是内容上注重文学趣味，画中有诗，托物言志；二是讲究线条墨韵的审美意识，书法入画，重写意，轻写实，重神似，轻形似，以形写神，强调“法心源”，相对放松“师造化”，即着眼于物象内在之真实，而不满足停留于其外表的抄录；三是作品风格标榜“书卷气”，(士气”，拼弃“霸气”、“大气”。无论尺幅，还是巨制，无论山岩重叠，还是幽庭秀木，也无论清新雅逸，还是古朴雄浑，无不传达出闲适宁静、趣远清心的心境、意趣和充满灵动与个性；四是创作态度主张游戏三味（亦称“墨戏”），寄情其中，抒发灵J性，借以避世人扰攘和社会现实，以表现民族感和隐含对腐朽政治的无奈与愤意；五是多写山水花鸟，兼作人物（含道释鬼怪）；六是画面构成，带有“综合艺术”意味，诗书画印结合，它们或平衡布局，或弥补散漫，或增加气氛，或强化变换，深刻而灵活地加强了绘画艺术的审美因素。


    文人画面世以来，久盛不衰，名家辈出，在中国绘画方面相对占主导地位，穿越历史时空，传承着华夏文明，含蕴古典精神及有着独特审美意象，王维、米莆、石涛、八大山人、“扬州八怪”，乃至近代吴昌硕、现代齐白石以及当今新文人画家，无不是持有澄静、空明的心境，怀着文人所特有的．人文情怀和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来驾驭他们精湛的笔墨语言，通过心灵的扁舟来传达一种对宇宙的和谐领悟，以之构筑精神的家园。在艺术实践中，他们力求摆脱既成的“格法”程式，重在创造新颖独特的审美意趣，不拘形似，在艺术表现上超越规矩法度，摆脱既成的娴熟蹊径，不落案臼，不拘格法，明人董其昌的“绝古甜熟蹊径，乃为士气，不尔，纵俨然及格，已落画师魔界，不复可救矣，若能解脱绳束，便是透网鳞也”。这些都说明在艺术表现上掘落“格法”，摆脱畦径及创作主体方面的目光意识，实际上是避免在画法、意象上的平庸，创造出新奇独特、富有个性的审美效果二。


    话说回来，伴随着两个文明的建设进程，盆景事业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艺事活动此起彼伏，产业化的倡导更是使盆景作为家居绿化、美化环境的重要内容进入千家万户。但是与此同时，人们似乎亦看腻了那种“商品化生产”所带来的作坊式的“打模复制品”的泛滥，加之时下喧腾的功利色彩、浮躁心态，于是一些有志探求盆艺的盆景艺术家及其爱好者们都试图开辟另一片天地，打造新的形式意象，取向于盆景文化艺术价值的追求，“文人树”的提起言说吻合这种意识和心绪，对我国盆景艺术的研究探讨，促进盆景文化的形成无疑值得赞许，对此，我们没有理由不给予关注。但是，一个命题的提出，一场学术的研讨不能空穴来风，也不可断源截流，浮光掠影，

随意地将某种类式（瘦高型）框定为“文人树”的形态，表征文人精神，以“唯一”的表象符号取代概念，不能不说有失偏颇，须知，“快餐式”的吞咽虽省时节俭，但不利于消化和营养的吸收，水之源、木之本，与生命行程的长短息息相关。

    是的，文人孤高、潇洒，然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通常也默默地肩负不算少的沉重与无奈，孤寂和淡淡的伤哀，不能“兼济天下”，只好“独善其身”。然而拉开这些表象的帷幕，令我们感怀的是他们以博大的胸怀追寻那天人合一的人生理想，触摸人与自然和谐共振的人文情怀。于是在雪白的宣纸上浅唱低吟或磅礴放歌，活生生地包孕了文人画家整个心灵的律动和精神的排遣。这么丰富而深邃的精神内涵，慧心领悟尚都不及，岂能以单一的“瘦高型”所容纳，若是，那么贺淦荪先生的《秋思》、潘仲连先生的《刘松年笔意》、赵庆泉先生的《烟波图》、胡乐国先生的《向天涯》乃至张夷先生的“砚石盆景”系列肯定非“文人树”或“文人盆景”的范畴了！若此，笔者怀疑“文人树”的倡导有何意义与价值，“文人树”能成为中国盆景艺术主流吗？再者，以“标准化”的形态模式匡定“文人树”，这“清规戒律”的本身就与“文人画家”或“文人”不拘法格的叛逆意识相悖。何况，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其年龄、经历、修养、文化、性格、气质不同，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感受不一，由此存在审美观念、审美理想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I哈I哈表现为丰富的艺术形式，才存在着不同艺术家笔下不同的自然景色和形式意象，不然何以同样的画材在诸文人的笔下或同一个画家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互不相同的意象，作个试验，盆景亦然。然而，站在同一个高度的艺术家其不同形态的作品中所蕴藉的格调、内涵则是相对一致的。


    如此说来，文人树将如何界定呢？笔者以为，作为概念，无需咬文嚼字，任其“虚拟”，约定俗成，因今非昔比，时代不一样，我们总不能套用“文人画”概念吧。作为表征形态，更无需定位，任其自流吧，大浪淘沙，留下来的是金子，定位就意味着排他，即是表征，便是抽象，其非单干、双干、丛林可以以数量分；也非云片、方拐、风吹式可以形态划分，更非水旱盆景、树桩盆景等相对可以从材料组合等综合因素区别，且科学研究尚都存在“边缘”，况乎艺术，其相互间的交融渗透以及“另类艺术”的提出即是交叉性质和模糊概念。比如，你可以说文人画讲究诗意，文学趣味，但你不能否定非文人画没有诗意，问题在于“诗意”对前者而言系依附，而后者则是自觉性所显现的特质，谓之“有我之境”。苏本一先生指出，文人树应有的形象理念是“简洁、明快、健康、脱俗”，此前三者应也是其他盆景的共性，外在的表象，通过学习，实践是可以达到的，而“脱俗”则需要岁月的磨合，灵魂的浸润，精神的放养，品行的操守，就如同法则是可以强学，而智慧感悟只能依乎心灵。
    如此这般，非故弄玄虚，更非托词，只是觉得“文人树”或“文人盆景”需些时日。境由心造，艺如其人，除了意象，还有内涵、寓意，都端赖于我们大家共同探讨、领悟、交流、修行、演练、前行，任何以“科学定理”或“数学公式”的方式规范艺术不仅简单了些，而且有V}I-读之嫌，倘若传统精髓如此容易通晓定格，那么，艺术还有什么凝重感可言。还应该提到的是，随着社会变革发展的进程，人们的意识形态审美趣味、观念理想不可能一成不变，所以，。我们在崇尚古典精神，在对文人精神操守的同时，要以达观的心态，以博大的人文胸怀，善待生活的每一天，用自身的学养来寻绎、挖掘、解构、重新组合，寻觅文人画内在的精神轨迹，倡导树立


盆景文化品味大框架意识，而不是类式形态的框定。同时，结合盆景材料特质、技艺手段、造型法则，创造性地追求表现一种清逸、素雅、澄静的新文人田园牧歌景式和坦然直面豁达超脱品格的韵律与格调，兴许，“文人树”或“文人盆景”的走向能渐入佳境，兴许，如同贺淦荪先生所希望的“中国盆景将真正步入艺术的殿堂”。